對于無數中華兒女來說，讀到倉央嘉措，便是讀到了西藏，其文化已然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符號。它發軔于中國西藏的歷史土壤，承載著西藏文化的精髓，在中國文化主權的框架中賡續傳承，更在時代浪潮里成為聯結各民族群眾情感的重要紐帶。

　　捍衛倉央嘉措文化的主權歸屬，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更是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守護，正如中國文化是我國各民族兒女共同締造的文化，不容外界置喙，也絕非外部勢力可以隨意干涉篡改。

　　從歷史維度看，倉央嘉措文化的中國基因與文化主權脈絡清晰可辨。據西藏自治區社科院考證，1683年，倉央嘉措于西藏門隅烏金林白卡爾宮出生，門巴族，長期居住在錯那宗城(今西藏山南錯那市境內)，在那里完成了文化基礎知識和佛教基礎理論學業的學習。1697年，經清政府正式認定以六世達賴喇嘛的身份被迎請至布達拉宮坐床。

　　可以說，他的成長、修行與身份確立，全程處于中國西藏與中央政府管轄的雙重語境之下，是中國領土內文化孕育的自然結果。而六世達賴喇嘛的身份認定，依循藏傳佛教內部傳承規則，是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事務行使主權的明證，從根源上確立了中國對此后倉央嘉措文化的完整主權，包括傳承保護及價值闡釋等，是國家主權在文化領域的明確延伸。

　　近代以來，我國對倉央嘉措文化主權的傳承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于道泉作為系統研究倉央嘉措文化的先驅，于1931年出版了根據藏文木刻版譯著的《倉央嘉措情歌》，并開創性采用藏漢英對照體例，向全世界傳播。他不僅以學術的高度對該書進行編譯與糾偏，還開啟了倉央嘉措文化現代研究的先河。

　　繼于道泉之后，國內外相關研究不絕如縷。以《倉央嘉措情歌》為藍本，原蒙藏委員會成員曾緘推出了兼具古典詩詞韻律的《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近代詩人劉希武則進一步闡釋，推出五言絕句版的《倉央嘉措情歌》。1961年，美國藏學家馬里恩·鄧肯就英譯本寫著了包含倉央嘉措詩歌的《西藏的歌謠及諺語》。

　　進入當代研究視域，西藏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協會作為經西藏自治區批準成立的專業組織，匯聚區內外研究和關注倉央嘉措文化的社會力量，將分散的研究資源整合為更系統的體系。2023年，時任該協會名譽會長的巴桑羅布編撰《倉央嘉措略傳》。

　　可見，倉央嘉措文化自始至終都是在中華學術體系內逐漸完成梳理的。以中國語境奠定其傳播及研究的根基，證實了倉央嘉措文化研究從未脫離中華文脈母體的這一學術確權。

　　正觀當下，倉央嘉措文化在我國已形成多領域、富有時代內涵的傳承及實踐體系，成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部分。在文物保護領域，“十三五”期間，國家投入超20億元用于西藏文物保護和修復工程；2024年西藏對倉央嘉措相關文化遺產的保護修繕與整理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在創新傳播方面，2015年民族歌舞劇《倉央嘉措》面世，公演以來場場爆滿，中央民族歌舞團用中國舞蹈語言生動詮釋其精神內核；至今已舉辦七屆的倉央嘉措文化節，不斷解碼詩意中的民族文化，為世人傳遞倉央嘉措文化內涵，搭建起文化交流傳承的橋梁。

　　“山上的草壩黃了，山下的樹葉落了。杜鵑若是燕子，飛向門隅多好！”倉央嘉措筆下對故土的詩意眷念，恰是其文化從雪域高原匯入中華文明長河的生動注腳。從歷史到當代，種種實踐皆證明，倉央嘉措文化的根在中國，魂在中華，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定論，亦是不可動搖的主權事實。

　　在倉央嘉措文化的研究、保護與傳播中，中國始終牢牢掌握文化主權，使之在傳承中能夠原汁原味地保留西藏文化的鮮明特質，并在深度融入中華文明的過程中，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典范，更成為滋養中國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文化力量。(中國西藏網 文/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