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1日電 題：考古“何以中國”？

　　——從中華文明探源看文明交流互鑒

　　作者 許宏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

　　文明交流互鑒的題目很大，考古界的探索，可為討論該問題提供一個有益?zhèn)让妫涸缙谥袊谛纬膳c發(fā)展過程中，與外來文化有何互動與交流？

　　考古現(xiàn)在是熱門話題，很大程度上與考古研究對象的可視性有關，比如三星堆文物帶給人極強的視覺沖擊力。

　　2018年，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成果發(fā)布會，首次向公眾介紹這一國家科技支撐項目的研究成果。這其中給出三大時間節(jié)點：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各地出現(xiàn)了一些文明起源跡象；二是距今5300年以來，各地陸續(xù)進入文明階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也是那次發(fā)布會上，國家文物局代表探源工程專家組，就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出研究結論：“中華文明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qū)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yǎng)，以及青銅冶鑄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改造生發(fā)出嶄新的面貌。”這非常令人欣慰。中國從來沒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華文明是全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界體系的歷史，5000年還是500年？

　　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初期，一千多年時間里出現(xiàn)了令人矚目的文化現(xiàn)象。如小麥、黃牛、綿羊、車、馬，用馬駕車的習俗，用獸骨占卜的習俗，帶有多條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這些進入中國的外來因素，都應放到歐亞大陸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要搞懂中國就不能只懂中國。例如，距今32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乃至東亞地區(qū)首次出現(xiàn)家馬和車，放眼內亞地區(qū)和西亞地區(qū)，就能發(fā)現(xiàn)這里面有一個由西向東的清晰的文化傳播路徑。

　　冶銅技術在歐亞大陸的傳播也值得關注。地中海東岸及其周邊出現(xiàn)了最早的金屬技術、農(nóng)業(yè)、文字和國家，這些文明要素由此向外擴散。這是人類走出非洲后的第一個大十字路口。西亞的青銅時代大致開始于距今5000年；到了中亞一帶，是距今4000年前后；而進入東亞，到河西走廊、甘肅和青海地區(qū)、長城沿線的內蒙古東南部和遼西地區(qū)，乃至中原腹地的二里頭都邑，是距今3700年前后；再往東，到山東地區(qū)是距今3400年前后，那是中原青銅文明向東推進的產(chǎn)物；而到朝鮮半島是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時期；進入日本列島的時間則更晚，日本列島沒有青銅時代，因為青銅器和鐵器同時進入。這就是“西風東漸”。

　　西方學者提出過一個問題，世界體系的歷史究竟是5000年還是500年？絕大部分人認為是500年，即大航海時代才開始有世界體系。考古學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應該是5000年，即橫跨歐亞大陸的冶金術傳播和青銅貿(mào)易體系的出現(xiàn)，代表著最早的世界體系的出現(xiàn)。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包括青銅禮容器、青銅禮兵器。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一種長條形的青銅兵器，最初定名為鉞，后來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應被命名為“草原式戰(zhàn)斧”。這類兵器常見于歐亞大草原，位于距二里頭非常遙遠的中國北方及以西地區(qū)。那里的文化因素被中原腹地的二里頭人借鑒和吸收，形成了改良的“草原式戰(zhàn)斧”。這顯然是文明交流的產(chǎn)物。

　　雖然冶銅技術通過“西風東漸”到達東亞，但中原人絕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吸收創(chuàng)新。在此基礎上，古代中國有了更復雜的復合范鑄造技術，里面是模子，外面是范，即“模范”。“模范”是一個中國化的概念，技術和理念造就了中國思維，后來浸潤在中國人的骨血里，形成了中國文化最基本的DNA。

　　再如二里頭還出土了一種特殊的“貨貝”，即被用作貨幣的貝殼。經(jīng)研究，這類貝殼只見于南海和印度洋以南的熱帶海洋，中國境內最早發(fā)現(xiàn)海貝及其仿制物的地區(qū)，居然是位于西北甘肅地區(qū)的馬家窯文化，而在殷墟時代以前，東南沿海的遺址中未發(fā)現(xiàn)任何貝類。這說明二里頭貴族墓葬里，組成墓主人脖子上項鏈的近百枚海貝，是翻山越嶺地引進內陸的貴族奢侈品，極可能是從印度洋經(jīng)高加索、中國西北等地進入中原腹地。這又是文明交流互鑒的一個例子。

　　什么造就了中國？

　　早期中國出自廣袤的東亞大陸，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任何歷史悲喜劇都在地理這個大舞臺上演。20世紀30年代，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指出，“璦琿—騰沖一線”是一個重要的當代人口分布線，94%的人口在這條線的東南，而6%的人口在西北。考古學家驚訝地發(fā)現(xiàn)，幾千年前的人口分布就與這一分布大體一致。這條線的東南位于400毫米到600毫米等降水量范圍內，適于定居和農(nóng)耕，因此人口迅速膨脹繁衍，農(nóng)業(yè)在文明形成過程中起著極為關鍵、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地區(qū)的最大優(yōu)勢是面向內陸，在中國古代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乃至大航海時代之前，西北地區(qū)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一波波文明潮由此涌進中國，才有了以“模范”為代表的、高度發(fā)達的青銅技術，使中國的青銅文明屹立于世界青銅文明之林，生發(fā)出璀璨的文明之花。再如，小麥在四五千年前從西亞地區(qū)引進中國，進而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食文化，甚至占有重要位置。

　　中華文明經(jīng)歷了小國寡民的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根據(jù)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的提法，那是“滿天星斗”的時代。從二里頭時代開始，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域王權國家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古代文明有了核心，即“月明星稀”的時代或有中心的多元時代，一方面有了中心，另一方面仍然多元，例如三星堆文明就不歸屬于同時期的殷商王朝。到了秦漢王朝，中華文明開啟了帝國時代，是一體一統(tǒng)化的“皓月凌空”的時代。

　　梳理這些節(jié)點可以發(fā)現(xiàn)，以科技為主的物質文明一直影響著社會發(fā)展進程。進入青銅時代，有了以車作戰(zhàn)的手段，廣域王權國家得以形成。與此形成鮮明對比，隨著鐵器的出現(xiàn)，騎兵開始走上戰(zhàn)爭舞臺，催生了帝國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要之，從多元到一體是學界對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與發(fā)展的最大公約數(shù)認知。

　　中國有句老話叫“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做考古和歷史學研究的，越是進行長時段的探究和比較，越深感整個人類一體化、共通性的份量。一些小的差異是在不同的地理、地緣和氣候條件下形成的，盡管各族群的具體道路不同，在過程、思維上有一定差異，但人類總體應是一個大的共同體。

　　文明求同，文化存異。在人類文明的大層面上應該求同，而各個不同區(qū)域、族群內的文化應該存異。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秉持者，在全球文明史的大框架下探究自己的本源，會看得更為清楚。

　　讓我們在“何以中國”之問中，感受考古的發(fā)現(xiàn)之美與思辨之美。(完)

　　專家簡介：

　　許宏，考古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夏商考古專業(yè)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主要從事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著有《先秦城邑考古》《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東亞青銅潮》《發(fā)現(xiàn)與推理》《三星堆之惑》等書，主編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等，其著作被譯成英、俄、韓等多種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