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3月12日電 (記者 趙方園)“藥進了醫保，醫院卻開不出來；研究做出了成果，最后卻只停在論文里。”

　　這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主任醫師趙宏在接受中國新聞網“同心會客廳”專訪時，直言不諱點出的兩道梗阻。在他看來，中國創新藥已經站上新的發展臺階，但要打通從實驗室到臨床的“最后一公里”，還有幾道關口必須闖過去。

　　讓更多患者從“用得起藥”到“用上好藥”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優化醫藥集中采購和價格治理”。這是繼去年“優化藥品和耗材集采政策”之后，集采工作連續第二年聚焦“優化”。

　　談到這一表述，趙宏感觸頗深。

　　“通過集采，近年來藥品和器械的可及性大幅提高，很多原來因經濟原因無法接受治療的病人，得以獲得及時有效的救治。”在他看來，集采的價值不僅在于降低藥價，更讓臨床決策回歸了醫療本質。“現在我們可以更多地根據病人的實際病情，而不是根據病人的經濟因素去執行我們的治療決策。”

　　他認為，報告中的“優化”二字釋放出清晰信號：集采未來不應再是單純價格優先，而應進一步強化質量在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實現質量與價格并重，讓老百姓在享受低價藥品的同時，更有獲得感和安全感。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首次寫入“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目錄”。趙宏認為，這體現出制度設計的延展性。“去年第一批商保目錄已經制定，未來會有更多國產創新藥進入，讓老百姓更早用上。”在他看來，基本醫保保基本，超出部分需要多層次保障體系來支撐，這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普惠型設計。

　　中國醫藥研發，已躋身全球第一梯隊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生物醫藥列為新興支柱產業。這一信號背后，是中國醫藥創新多年的厚積薄發。

　　“中國創新藥近些年迎來井噴式發展。”趙宏說。作為一名腫瘤科醫生，他最切身的體會，就是“我們的醫療服務、醫療器械、藥品變得更加可及”。

　　在他看來，我國生物醫藥創新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早期邊仿邊創，中期快速跟隨，再到如今自主創新。“中國對全球醫藥研發的貢獻，已經從第三梯隊‘跟跑’、第二梯隊‘并跑’，如今穩定躍居第一梯隊。”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批準上市創新藥達76個，同比增長58.3%，實現數量與質量的同步提升。其中，國產創新藥占比超過85%；創新藥海外授權交易總金額突破13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局長馬蒂·馬卡里日前也公開表示，“在藥物早期研發領域，美國已經落后中國。” 背后的支撐數據也很清晰：從發現靶點到進入一期臨床，中國速度是美國的2到3倍；從臨床試驗到上市獲批，是美國的2到5倍；單個參加臨床試驗病人的成本，僅為美國的50%左右。

　　趙宏認為，這種跨越式發展，離不開國家全鏈條、系統性的政策支持。在2025年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趙宏曾感概：“我們趕上了中國生物醫藥創新發展的好時候。”

　　一年后，他的判斷更篤定：“今年，是生物醫藥創新發展更好的時候。”

　　打通實驗室到臨床的“最后一米”

　　隨著我國創新藥加快發展，越來越多藥品在上市后又在真實臨床實踐中顯現出新的適應癥、適應人群和聯合用藥價值。這類發現，往往由臨床醫生在一線提出，并通過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IIT)加以驗證。

　　趙宏舉了一個例子。肝癌治療領域，多數晚期肝癌新藥注冊臨床試驗(廠家發起)傾向于將“門靜脈主干癌栓”的患者排除在外。但在真實世界中，有相當比例的患者就伴有這一問題。也就是說，由于未被納入臨床試驗，試驗證明有效的藥物，結論并不能自然推廣到這部分病人身上。

　　針對這類患者，趙宏團隊開展了一項IIT研究，采用“免疫+放療”治療模式。結果令人振奮：患者中位生存期提升到18個月以上。而按現有標準治療方案，患者中位生存期僅有7.6個月。

　　“IIT研究，可能為這批特殊病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案。”他說。

　　臨床中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趙宏指出，一個新藥如PD-1，按淋巴瘤的適應癥上市，但常被醫生“超適應癥”用于其他腫瘤——因為在真實世界或IIT研究中，確實觀察到了療效。

　　然而，超適應癥使用并非長久之計：患者無法通過醫保報銷藥費，負擔沉重；對醫生而言，也存在合規風險。

　　要讓這些在臨床實踐中被發現的新價值真正惠及患者，規范的路徑是：由企業重新開展注冊臨床研究，向藥監局申請新增適應癥。

　　問題在于，企業往往缺乏動力。

　　趙宏表示，注冊臨床研究投入高、周期長，尤其在國談已大幅降價，并且新增適應癥面臨談判需要進一步降價時，企業很難有積極性再去投入。

　　在國外，很多歐美國家藥品上市并不區分發起者是企業(注冊研究)還是研究者(IIT)，而主要根據研究設計是否符合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標準。

　　但在國內，這條路始終沒能走通。

　　國家衛健委將醫療機構開展的IIT界定為“不以注冊為目的”。藥監局出臺的《已上市抗腫瘤藥物增加新適應癥技術指導原則》僅停留在征求意見稿階段，并未落地。

　　這導致，即便IIT研究符合GCP要求、形成高質量證據，也難以進入新增適應癥的審評體系。

　　于是，一批批高質量IIT研究成果，最終只能發表在期刊上。“發完文章，就結束了。”

　　趙宏希望，在國家政策支持下，盡快推動這些科研成果轉化為真正可及的臨床產品，而不是只停留在論文和期刊上。

　　“讓創新藥發展的紅利真正落到患者身上”

　　“藥都進醫保了，為什么醫院還開不出來？” 這是趙宏經常聽到的患者困惑。

　　在他看來，創新藥“入院難”的背后，核心是醫院缺乏足夠動力。

　　一是成本負擔。創新藥多為生物制品，不僅采購成本較高，還需配套冷鏈儲存、基因檢測、用藥監測等復雜管理環節。在藥品零加成政策下，醫院銷售創新藥無法獲得額外收益，反而要承擔這些額外成本，導致創新藥一入院就成為醫院的負擔。

　　二是考核壓力。醫院收入主要來自醫保支付，但按病組(DRG)和按病種分值(DIP)付費、用藥占比、公立醫院國考等指標卡在那里。“創新藥就算進了國談、價格降了，還是比傳統藥貴。一用，指標就超標。”

　　對此，趙宏提出三點建議：第一，針對進入國談的創新藥，試點收取專項藥事服務費，覆蓋額外成本；第二，在DRG/DIP支付中豁免考核，避免讓指標卡住臨床使用；第三，引入商業保險等多元支付，共同分擔高價創新藥帶來的支付壓力。

　　AI可以做“副駕駛”，方向盤必須握在醫生手里

　　談到AI+醫療，趙宏的判斷是：“未來可期，前景廣闊。”

　　但他同時強調，醫療場景應用中必須堅持“人機互動”，人對醫療決策的主導權不能丟。“AI可以是副駕駛，但方向盤一定要握在醫生手里。”

　　在他看來，AI最重要的價值，是幫助破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這一長期痛點，推動醫療服務供給更加均質化。“中國醫療資源不均衡，培養一名優秀醫生需要漫長周期，但AI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目前，影像輔助診斷、病理診斷、智能分診、臨床決策支持等AI應用已逐步落地，為醫療服務提質增效提供了助力。

　　同時，趙宏也提醒，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仍需保持謹慎。“目前的AI并不成熟。如果把它看成一種診斷設備或藥品，那它也應該經過嚴格的臨床驗證，才能放心投入使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