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月10日電 題：面朝“家”的方向，才能“春暖花開”

　　——專訪臺灣文化學者薛仁明

　　中新社記者 樊中華

　　對于世界上的很多人來說，“家”都是一個溫暖的詞匯。在中國人看來，“家”可以是一處住所、一碗粥飯，可以是愴然回望的故鄉、闊別已久的親人，更可以是民族、國家等文化與精神的共同體。為何“家”在中華文化語境中能衍生出這般豐富的意涵？在日趨“原子化”的當下世界，植根于中華文明的“家”能孕育出怎樣獨到的凝聚力？于臺灣同胞心中，“家”又承載著怎樣的分量與意義？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臺灣文化學者薛仁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家”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有怎樣獨特的意義？為什么“家”對中國人來說特別重要？

　　薛仁明：中國人的“家”是既包括現實生活功能也包括教育、祭祀、信仰、傳承等的融世俗與神圣于一體的空間，是可以支撐一代又一代人安身立命、繼往開來的地方。它本質上是一個立體多元的概念，幾千年來，通過家祭儀式、家傳飲食、家教家風等，每一個人都能明確地感知到“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應往哪里去”，從而產生歷史延續感以及對家庭或家族承前啟后的責任感。當他在讀書學習之后，這種責任感自然會擴展為對民族、國家的責任意識，形成家國情懷，所以中國自古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家”將個人與國家、民族深刻地聯結起來。

　　中國禮樂文明下的“家”是人之一生意義的來源，這種意義是十分具體的對父母親人、對家庭和民族的責任。

　　在今天，全球化流動加速，人們身處碎片化的世界，“家”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就格外顯著。它可能不再表現為傳統大家族聚居的形式，但越來越多的人在通過重訪祖籍地、修訂家譜、重視祭祖等與故鄉、宗族建立聯系，尋找自己的“根”之所在。當他在綿延的家族圖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進入了“家”的意義系統，從歸屬感與認同感中獲得了力量。

　　中新社記者：您在臺灣出生長大，您對福建祖籍地也有“家”的感情嗎？

　　薛仁明：大約400年前，我的家族從今天的福建省漳州市長泰區山重村渡海赴臺，我已是在臺灣定居的第十二代了。20世紀90年代兩岸剛開放交流時，臺灣薛氏宗親會就回到山重村“尋根”。十年前，我父親腦梗初愈，就與母親攜帶我的兩個女兒回了山重村。我也多次回到那里，去祠堂祭拜。

　　在交通發達的今天，曾因遠隔山海而生的那種“鄉愁”似已不復存在，我可以隨時來大陸、回故鄉。有一次我乘車路過黃河邊，突然想要下車去摸摸黃河水，那是我從小在書中讀到的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會流經我們臺灣薛氏堂號“河東”(今山西省西南部)源起之處的大河，當我的手觸碰到黃河水的那一刻，內心突如其來地翻涌著激動之情，我想那就是我的“鄉愁”。

　　臺灣有很多“外省第二代”，他們長時間缺乏身份認同感。我有一個韓姓學生，從小對父親的“鄉愁”不能理解，看到父親聽京劇《四郎探母》時淚流滿面也頗為納悶。20世紀90年代初，她第一次隨父親返回徐州沛縣的老家探望爺爺，父親來到村頭后踉蹌的腳步、老淚縱橫的爺爺、一家人涕淚交零的第一頓團圓飯、全村幾百口沾親帶故的韓姓人、長幼有序的輩分歸屬……讓她第一次理解了父親緣何思鄉40余載，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織入一個綿密的家族網絡，就像一片迷路已久的小拼圖，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父親在彌留之際，特別叮囑她不要與沛縣老家斷了聯系。父親過世后，她多次獨自回鄉祭祖，她說回去就有一種踏實感、連接感。

　　這種對“家”的獨特感受早已融入中國人的血脈，無論是從大陸遷臺，還是移民海外，哪怕只是離開家鄉到另一個城市工作，我們對故鄉永遠都有綿長深厚的思緒與情感。

　　海子有句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其實對于臺灣人來說，面向大洋、朝西方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只有面朝大陸、面朝祖宗、面朝禮樂文明，才會真正地春暖花開。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中國人的“家”是禮樂文明下的“家”，如何理解禮樂文明對“家”的重要性？

　　薛仁明：禮樂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標識。正是禮樂文明形成了我們常說的“中國特色”。“禮”是各正其位，秩序井然。家庭是“禮”最早、最基礎的實踐場所，體現為長幼有序、孝悌有道，是一種雙向的、充滿溫情的責任關系。“樂”為山鳴谷應、和諧共生。《論語》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中國人自古慣于“唱和”的傳統，印證了“樂”是至高的精神交流。所謂“禮別異，樂和同”，即是在確立秩序、分工協作的同時，也要彼此交流，產生情感共鳴和凝聚力。

　　在禮樂文明的滋養下，“家”讓每個中國人有了歸屬感，亦培育出其與人共生的一體感；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展開來，便形成筑基于文化認同、歸屬感與責任感的“家國一體”觀。這讓中國人對“國”的認同，始終帶有一種對“家”的深切情感色彩，形成了“家國天下”的獨特集體意識。從中華禮樂文明的視角，我們就不難理解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崛起的奇跡。每當國家遇到危機，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天然的責任感就會凸顯，甚至可以做到“舍小家為大家”，同舟共濟過難關；這也是中國可以舉國體制辦大事，實現快速發展而其他國家難以效仿的根本原因。

　　因此無論是避免個體出現意義危機，還是對于國家發展而言，禮樂文明及其涵育下的“家”都有著獨特優勢和深厚意義。如果引申開來，我認為兩岸關系也應在禮樂文明的框架下，通過不斷交流產生精神共鳴。

　　中新社記者：促進兩岸加強交流產生精神共鳴，您對此有何建議？

　　薛仁明：兩岸都是中華民族，都在同樣的文明框架下熏陶長大，所以我們都特別能夠了解彼此。但不可否認，很多臺灣人雖然對于傳統文化深懷情感，對大陸卻可能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我以為大陸應率先構建起禮樂文明的新范式，以禮樂文明數千年來生生不息的能量與理念、以渾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吸引臺灣年輕人乃至海外的年輕一代華裔，產生共屬于炎黃子孫深融于血脈的文化認同，使之成為“新國潮”。近年來大陸已通過多種路徑不斷提升文化自信，支持傳統文化復興，效果明顯，如能使禮樂文明生機重現，自然可吸引更多人“血脈覺醒”，緊緊追隨而來。(完)

　　受訪者簡介：

　　薛仁明，臺灣文化學者。曾獲“2017海峽兩岸年度作家”稱號，出版《回家》《孔子隨喜》《樂以忘憂》等多部著作。近年來常往返于兩岸，致力倡導構建中國禮樂文明在當下城市實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