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電 題：伽博爾，翻譯《道德經(jīng)》的匈牙利漢學(xué)家

　　作者 余澤民 旅匈作家，翻譯家，北二外歐洲學(xué)院特聘講席教授

　　迪亞克廣場，是布達佩斯老城中心人流最大的公交樞紐，紅、黃、藍三條地鐵線在此交匯，不遠處就是圣伊什特萬大教堂、瓦茨步行街和多瑙河畔。三條地鐵中的黃地鐵最令匈牙利人自豪，1896年建成，不僅是歐陸上的第一條，而且還是電氣化地鐵，當(dāng)時讓享有“光之城”美譽的巴黎也感到嫉妒。這一帶喧囂繁華，人潮匆忙，但每次我途經(jīng)這里，都會忍不住停下腳，揚起頭朝廣場西南街角的一棟樓頂望去：屋頂有一扇半圓形的墻，墻上有一排像哥特教堂那樣窄長的高窗，尤其在夜晚，遠遠就能看到從里面向外漫出的光。每次駐足，我都禁不住屏息，無論周遭人聲多么鼎沸，我都聽不到。

　　頂樓的那個房間是一個畫室，二十多年來我去過多次。畫室主人叫考拉楚恩·伽博爾，1935年出生，與我母親同歲，而他的長子大衛(wèi)，很巧又與我同歲。三十年前，我剛到匈牙利不久就結(jié)識了他，稱得上是忘年交。伽博爾是匈牙利名畫家，曾任畫家協(xié)會主席，特別是抽象的水彩畫風(fēng)，誰看都覺得有東方味，不過我是從另一個側(cè)面接近他的——他作為作家、翻譯和哲學(xué)家。

　　那是1992年初夏，我到匈牙利半年后，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先生介紹下，我在布達佩斯第一次見到考拉楚恩·伽博爾，就是在他的畫室。去之前，亞諾什告訴我說，伽博爾翻譯過《道德經(jīng)》，現(xiàn)在正在翻譯《易經(jīng)》，并在大學(xué)講授東方哲學(xué)。因此，我料定他中文很棒，能暢聊一番，那時我還不會匈語，英語講得馬馬虎虎。

　　進到門廳，第一次握手。我興奮地說：“您好，很高興終于能見到您，亞諾什經(jīng)常提起您……”等我用中文寒暄完畢，對方尷尬地笑了笑，用帶口音的英語跟我說：“抱歉，我雖然翻譯中文，但是不會中文。”這聽起來像繞口令似的回答，把我搞了個一臉懵。

　　坐下之后，他開始解釋，他確實從沒有學(xué)過中文，就連“你好”“再見”都沒有說過，我是他面對面見到的第一個中國人。他是通過自學(xué)古漢語翻譯《道德經(jīng)》的，老子五千言，他前后翻譯了十幾年。他說自己最初接觸老子，純屬機緣巧合。1956年，他作為羅蘭大學(xué)的學(xué)生領(lǐng)袖因參與相關(guān)活動被捕，獲刑三年。在獄中，為了打發(fā)苦難的日子，他抓到什么書就讀什么，有的是監(jiān)獄圖書館的，有的是親友送進來的。就這樣，他偶然讀到一本40年代出版、阿格奈爾·拉尤什翻譯的《道德經(jīng)》，那是最早的匈語版，不過是從德語轉(zhuǎn)譯的。譯者曾是位中學(xué)教師，喜愛中國文化，還譯過一本《中國詩歌百首》，流傳甚廣。

　　“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哲學(xué)，對遭牢獄之災(zāi)的年輕人來說如一場拯救，他連讀幾遍，在思想開竅的同時，也累積了不少疑問，遇到不少含糊難解的句子，因此動了想讀原文的念頭。1958年11月，他提前獲釋，重新開始被中斷的生活。但是他已不能回大學(xué)讀書，只能一邊干體力活，一邊在劇院跑龍?zhí)祝诔霭嫔缱鲂Γ瑫r開始干那件在外人看來“腦洞大開”的事：從中文直譯《道德經(jīng)》。

　　伽博爾不會中文，也沒有機會學(xué)中文，然而他的靈魂聽到老子的呼喚，于是發(fā)明出一套別出心裁的翻譯手段。他托人從中國臺灣的舊書攤上買回一本線裝的《道德經(jīng)》，并陸續(xù)搞到《道德經(jīng)》的德、英、法譯本，以及英語、法語的《古漢語詞典》，開始了漫長的哲學(xué)跋涉。他先從古漢語詞典里查出每個中文字的所有詞義和準(zhǔn)確讀音，然后對照不同譯本，逐句分析譯文的異同，根據(jù)自學(xué)的古漢語知識，理解并翻譯成匈語；用他的話講，“努力讓我的譯文盡可能接近原文的樣子”。在這個過程中，他還體驗到原文的詩性，于是他給自己的譯文也賦予了詩的形式。

　　交談中，或許他看出了我心里的半信半疑，于是找出那本紙頁黃脆的明代版《道德經(jīng)》遞給我，叫我從書里找一個段落。我隨手翻到一頁，指著其中一段，重新遞給他，老人隨即朗讀起來：“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我驚住了！他不僅能不打磕巴地念出來，口音比他說英語還要少，而且還能說出句中每個字的意思，并還能寫！當(dāng)然在我看來，他與其說是寫，不如說是畫。要知道，那時我還沒讀過《道德經(jīng)》全文，只知道只言片語。面前這位大眼睛、鷹鉤鼻、灰發(fā)齊肩、額頭系一條紅布繩、頗具波西米亞藝術(shù)家氣質(zhì)的歐洲人，居然能將老子的話背下來，寫下來，不僅翻譯過來，還吃得這么透。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一年后，他的《道德經(jīng)》譯本再版前，他請我用毛筆書寫注釋中需要的漢字。六年后，他譯好了《易經(jīng)》，又請我用小楷手書了全文，配在相應(yīng)的譯文旁。這項重任不僅逼著我讀了好幾遍《易經(jīng)》，而且突擊練了一陣毛筆字。他在翻譯中遇到疑問，我就現(xiàn)學(xué)現(xiàn)賣地給他解釋。千禧年，三卷本的《易經(jīng)》出版，第一卷是原文和譯文，另兩卷是他撰寫的研究論文，出版人正是我的好友海爾奈·亞諾什。手捧散發(fā)油墨香氣的書，看到上面印著我名字的拼音，甚是喜悅。

　　2015年，考拉楚恩·伽博爾先生去世了。生前，他幾乎收割了匈牙利所有的文學(xué)獎項；死后，他的畫室變成了展示他生平的陳列室和畫廊，由他的妻子希爾薇婭守護；那間屋的燈至今依舊為他亮著。

　　在匈牙利漢學(xué)界，大家很少提起他，由于伽博爾不會中文，所以視他為“旁門左道”。但是在我眼里，他是不折不扣的漢學(xué)家，他絕對會中文，只是會的是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學(xué)漢語的老外都不會的古漢語。伽博爾對中國古代的文化研究很深，譯著流傳很廣，并在大學(xué)講壇上教書育人，所以他被稱做“家”，是無愧的。至少在我講的課上，只要講到匈牙利漢學(xué)，就不會漏掉他的名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