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電 題：何謂“中華”？

　　——專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勵軒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產生了一個濃縮中國文化特質且對后世影響深遠的詞語——“中華”。

　　“中華”從何而來？“中華”一詞的內涵如何演變？先有“中華”，還是先有“華夏”“中國”？為什么“中華”一詞始于區分，卻終于融合？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勵軒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從何而來？

　　勵軒：“中”字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顯示，甲骨文的“中”字形似一根旗桿插在圓圈里，上下飄著幾個長條，有中間、中央之意。

　　甲骨文中是否有“華”字難以考證。目前“華”字的較早出處為春秋時期的金文，形似莖葉上開花，因此“華”的初意為“花”。

　　“中華”二字，在東晉、劉宋時期官員裴松之所注的《三國志》中出現過。裴松之用“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評價諸葛亮，大意是“假如諸葛亮能夠游歷中華，施展其才華，不會被眾多庸才埋沒”。這里的“中華”應指曹魏控制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即中原。

　　不過，“中華”一詞的實際使用應早于裴松之。歷史學家王樹民認為，“中華”名號最早用在天文方面，唐朝房玄齡等人編著的《晉書·天文志》中，用人間的宮城比擬天宮，東西兩門分別以太陽、太陰命名，而中間的門則以“中華”命名。

　　據王樹民的說法，古人常以陰和陽代表天與地，天地之間則是中國最大，但古人又不便以“中國”名號用于宮門，于是從“中國”與“華夏”各取一字而稱為“中華”。

　　《晉書·天文志》這段敘述是東吳、西晉、東晉三朝太史令陳卓所定，因此“中華”一詞最晚應定于陳氏，但王樹民認為可能出自比陳卓更早的天文家之手。

　　中新社記者：“中華”與“華夏”之“華”，有何區別？先有“中華”還是先有“華夏”？

　　勵軒：夏是中國第一個朝代的名號。商滅夏后，夏人生活方式被保留，夏的名號也繼續存留。因沿襲夏人的文化，所以周人自稱“有夏”，稱自己統治的地方為“區夏”，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

　　周代商后，出現很多同姓諸侯國，保持夏文化的地方變多，于是出現了“諸夏”這個名號。春秋時期，因經常跟周邊的夷狄征戰，“諸夏”使用廣泛，并漸漸衍生出“華夏”這個稱呼。

　　“華”與“夏”古音相近，《左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中，兩字同義，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也可以理解為中原地區。

　　“中國”一詞早于“華夏”，在商周已經出現。不過當時的“中國”與現在使用的“中國”意思不同，意為“都城之中”。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也有了“諸夏”“中原”之意，與“華夏”同義。“中華”一詞產生后，因其有“中原”之意，所以也與“中國”“華夏”同義。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中華”兩個名號，在后來的詞義變遷中，成為地理范圍更廣的現代中國名號，而“華夏”則因其與夏文化關聯，沒有超越漢人先民或中原地區之意。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梁啟超會將“中華”與“民族”相結合？“中華民族”概念出現至今，發生了哪些變化？

　　勵軒：近代西方民族觀念中，由國家名號和民族(nation)構成國族復合詞非常普遍，如法蘭西民族、英格蘭民族、荷蘭民族等。

　　清末，梁啟超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到日本旅居留學。那時日本接觸到西方民族觀念與話語，開始用日本漢字對譯或創制國族名稱，就有了大和民族這樣的稱謂。

　　梁啟超等人受到影響，開始使用“中國民族”。后因“中華”與“中國”實際上是一回事，梁啟超在1902年第一次用了“中華民族”。

　　中文“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出現之后，社會上都在使用。起初“中國民族”的使用頻率較高，但后來“中華民族”使用頻率漸高，逐漸取代了“中國民族”。

　　起初，“中華民族”一詞指的是漢民族。但清末民初處于現代中國國家認同建構時期，一些人認為“中華民族”指漢人，一些人認為指漢人及漢化的少數民族，另有人認為指涵蓋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全體中國人。最終，第三個觀點成為全社會共識。

　　中國共產黨在1939年明確接納了第三種觀點。當年，毛澤東與在延安的幾位同志合作完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曾專門論述中華民族概念與內涵，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觀念已有多元一體的精神，更偏重多元。

　　中新社記者：“中華”“中華民族”概念如何進入少數民族語言文字？

　　勵軒：“中華”進入目前通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較晚，特別是藏文、維吾爾文等，可能要到中華民國成立。因為“中華”正式成為國號，就涉及把這一名號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的問題。這一翻譯并不統一，如藏文中出現krung hwa、krung hA、krung ha、krung hog等音譯“中華”譯詞，還有直接翻譯成音譯“中國”(krung sgo)。

　　“中華民族”的藏文譯詞也是如此。該詞最晚在1930年已出現，出自《蒙藏周報》一篇藏譯漢的文章，文中以krung hog mi rigs對譯漢文“中華民族”。當時“中華民族”藏文譯詞有十幾個之多。譯詞雜亂的問題，隨著新中國加強譯詞規范與統一才解決。

　　1913年1月，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一些蒙古王公在呼和浩特集會，他們制定的文件出現了“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的字句。民國時期，很多少數民族人士認同并接納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甚至形成了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模糊認識。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中華”一詞始于區分，終于融合？

　　勵軒：“中華”名號的產生與“中國”密不可分，其實際內涵跟“中國”差不多，多指地域名稱。“中國”“中華”都是多義詞，有時僅指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有時也指地理范圍更大的全中國。

　　除地域含義，“中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發展出文化含義。這與當時衣冠南渡有關，中原士大夫逃亡到南方，以其擁有中原傳統文化而繼續自詡為“中華”。與之相對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據有中原后，也開始爭相以“中華”自居。“中華”這一術語逐漸與“中國”一樣，成為中國又一持久慣用的名號。“中華”概念內涵的最終定型，實質是中國各民族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本原因。(完)

　　受訪者簡介：

　　勵軒，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哲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學者，國家級青年人才，主要從事邊疆民族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