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亞非研究所教授

　　不同文明接觸時先產生偏見，因為語言文化隔閡使各民族習慣于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即種族中心主義)，這是普遍現象，是一種將本民族文化和價值觀作為參照系來衡量評判他人的態度和行為。

　　試舉兩例。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77)在馬里旅行時帶了兩位本地人——翻譯和挑夫。他想小便時走向河邊，但挑夫極力阻擋他。由于語言不通，他非常惱火，最后只好到草叢里完事。翻譯問他，你知道挑夫為何擋你嗎？他回答：是啊，沒禮貌。翻譯說：挑夫怕你被鱷魚咬著。他恍然大悟。

　　1992年，我在加納考察時住在師弟布魯庫姆(Nana Brukum)家。他的妻弟吉米邀我去考察他工作的教會。教士們為了歡迎我與他們一起用餐，專門買了一瓶紅葡萄酒。餐前，一位年長教士拿起酒瓶喝了一口。我很詫異，暗想在中國決不會出現先主后賓的場面。當我暗自將本民族的“禮貌”與加納教士的“無禮”對比時，老人禮貌地說：“尊敬的客人，根據我們的規矩，開瓶之后，先由主人嘗一口，以保證酒里沒有毒。你看到了，酒是好的，沒有毒”，隨后給我斟酒。我被深深地觸動了。

　　挑夫和教士表達的是善意或好客，是當地文化的表現。如果沒有翻譯說明和教士解釋，伊本·白圖泰和我會根據自身文化傳統對其行為產生偏見。

　　在缺乏交流和理解的民族之間，文化偏見普遍存在。古希臘人認為自己最文明，古羅馬人視他族為野蠻，中國人和印度人自認生活在世界中心，白人與黑人互相歧視。伊本•白圖泰告訴我們馬里食人族不吃白人，因為“他們還未成熟，吃他們是有害的”。中國人以自我為中心，用貶義詞夷、戎、蠻、狄來稱呼四鄰，外國人被稱為“鬼”。[1]歐洲人對中國人印象的轉變是文化偏見的典型。萊布尼茨曾坦陳：“誰人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著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之后，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點?！彼麑χ袊闹螄李H為佩服。[2]伏爾泰、魁奈等啟蒙運動學者曾十分推崇中國文化。中國國門被西方大炮轟開后，在歐洲人的眼中，中國從先進民族變為落后民族，從崇尚民主變為喜好專制。[3]

　　文化偏見往往會導致兩種結果：消極后果是導致沖突；積極后果是通過包容達到相互理解。文化偏見在國際交往中成為政治工具的情況固然存在，但需要探討的是如何改變這種行為，通過互相包容來促進理解以避免沖突，達到文明互鑒。包容和互鑒可通過文化政策來實施，也可通過個人交往來實現。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文化繁榮，往往與文化政策有直接關系。非洲古國馬里的曼薩·穆薩國王(1312—1337年在位)之所以能在歷史留名，與他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有關。他也是第一位出現在歐洲地圖上的非洲君王。[4]玄奘(602—664年)西行求法不僅促進國人對古印度的了解，其引進真經亦為文明借鑒的典型。唐宋繁榮與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密切相關。[5]

　　文明互鑒的情況有兩種：相通與互補。不同文化的相通性表現在多個方面。中國與非洲文化存在相似性，如雙方均強調集體主義、敬老尊賢、平等相處、寬容待人。[6]非洲學者梅茨認為，儒家文化與非洲文化都崇尚人的社會性，“和”與“孝”是重視社會關系的表現，這與西方社會強調獨立、自由、自我表達等不在乎他者存在的行為方式區別很大。[7]烏班圖(Ubuntu)哲學存在于南部非洲，即認為個人的存在只有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實現，大方、平和、謙卑、尊重是優秀品質。它重視人的道德責任，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對陌生人照顧的義務。儒家與烏班圖的相似性頗為明顯。[8]中國與非洲的相同理念構成了雙方合作的基礎。

　　互補是文明互鑒的另一特點。首任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大使在回憶中非合作論壇設計情況時說：“原來中方的設想是，部長級會議結束兩年以后，我們再舉辦一次中非合作論壇更高級別的會議，由中國國家領導人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參會，以回顧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所達成協議的成果。如果進展順利，我們將會把部長級會議變為長期合作機制，也就是每過三年，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要再次舉行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但是非洲方面一開始就明確要將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設立為長期的制度，因為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認為這件事情是肯定會成功的。”[9]中國文化的穩重謹慎與非洲文化的熱情樂觀互補，使中非合作論壇的機制得以固定并為他國效仿，這也是文明互鑒。[10]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間交流中不乏文明互鑒的例子。非洲文化博大精深，在經歷奴隸貿易和殖民統治后，不僅未泯滅，卻傳播到全球?！胺侵拮钣性瓌撔缘乃枷爰抑弧瘪R茲魯伊(Ali Mazrui)認為非洲文化包含三種歷史遺產：本土文明、基督教和伊斯蘭，并提出“全球非洲”的概念，充分顯示了非洲文化的包容、生命和堅韌。非洲文化的各種形式如雕塑、鼓樂、舞蹈傳遍世界。一位北大國關學院的學生曾請我指導有關非洲金貝鼓(Djembe)傳播的論文。我問她你為何選這個題目，她回答：“因為我是北大金貝鼓俱樂部的成員?！?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size: 9.5pt; letter-spacing: 0pt; vertical-align: super;">[11]諸多城市有非洲文化俱樂部，如非洲舞蹈、音樂和非洲鼓等。[12]北京櫻花園小學為培養學生的美學情懷，將非洲鼓作為素質教育的內容并形成校園文化的特色。[13]

　　非洲人也在通過不同渠道學習中國文化。由加蓬、比利時和法國聯合制作的紀錄片《想飛的非洲人》記錄了加蓬青年本扎(Luc Bendza)的故事。他從小就佩服有一身過硬功夫的李小龍。本扎的舅舅時任加蓬駐華大使，14歲的本扎來中國后到少林寺習武，苦練后取得成功。他還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在北京體育大學完成了本科和碩士學位，成為中國武術七段和國際武術裁判。[14]尼日利亞青年莫西(Moses)的專業是漢語教學，2013年來華后起名“吳文仲”并愛上中國文化，特別是相聲和舞獅。2014年，他參加河北“冀之光”外國留學生漢語技能暨中華才藝大賽，憑借超群的表演和技巧獲“最佳創意獎”“最佳口才獎”“古詩詞背誦二等獎”和“最佳全能王”。[15]

　　1993年，亨廷頓在《外交事務》上對冷戰后的世界沖突提出假設：“人類之間的巨大分歧和沖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文明沖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是未來的戰線?！睘榱送怀鲞@一假設，他給標題加了問號。[16]1996年，他為“文明的沖突？”這個問題提供了“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即冷戰后的主要沖突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沖突，這是“全球‘真正的沖突’”。[17]此推測與其政治背景和任職經歷有關。[18]他認識到戰爭非明智選擇，為文明對話留下空間，表現在四方面。首先，他承認一個多文明的世界。“在20世紀，文明之間的關系從受一個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單方向影響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階段”，“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19]其次，他認識到東盟是多文明區域組織，承認不同文明對話的可能。[20]第三，他提到世界領袖們合作以止戰的可操作性——意愿與合作。第四，他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文明對話。[21]這既是現實政治之需，也是良知所在。

　　文明對話有多種形式，重要性在于可增進了解和友誼，避免誤判或沖突。歷史例證甚多。文明對話為理解與合作爭取了機會。以東盟為例。1978年東盟成立后部長級會議，其外交部長可與對話伙伴交流。1994年東盟地區論壇首次會議召開。2009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投資協議》簽署。2010年1月1日起，雙方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對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產生深遠影響”。[22]這是多文明合作的結果。中非合作論壇是文明對話合作共贏的典范，上合組織是多文明聚集體，2010年啟動的中美政黨對話和2017年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是文明對話的新形式。文明沖突并非必然。文明互鑒是順勢而為，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

　　[1]祝春亭：《明清時期中國人眼里的西方形象》，《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5：5(2004年10月)，第98-103頁。

　　[2] [德]夏瑞春編：《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愛政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頁。

　　[3]有關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參見[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意]白佐良、馬西尼：《意大利與中國》(蕭曉玲、白玉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4][美]戴維·C.康拉德：《中世紀西非諸帝國》(李安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8-54頁；[美]肯·沃爾夫：《大歷史視野》(包慧怡、李韻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第115-122頁。

　　[5] [美]薜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吳玉貴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魏承思：《論唐代文化政策與文化繁榮的關系》，《學術月刊》，1989年第4期；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李安山：《中國與非洲的文化相似性—兼論中國應該向非洲學習什么》，《西亞非洲》，2014年第1期。

　　[7] Thaddeus Metz,“Confucianism and African Philosophy”， in Adeshina Afolayan and Toyin Falola,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Philosophy, Palgrave, 2017, pp207-221. 非洲學者也注意到中國文化傳統與非洲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別是對“和”這一境界的實現。儒家的“和諧”是建立在等級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君子或其他上層等級的引導，而非洲人的“和諧”是“通過集團內部的緊密和同情的關系來達到的”。Yvonne Mokgoro,‘Ubuntu and the Law in South Africa’.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1(1998)， pp.15-26.

　　[8] Daniel Bell &Thaddeus Metz, “Confucianism and Ubuntu: Reflections on a dialogue betweenChinese and African tradition”， 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to Vol. 38 (2011)， pp.78-95.

　　[9]劉貴今：《與大使對話：中非關系的現在與未來》(【科摩羅】達烏德整理)，李安山、劉海方主編：《中國非洲研究評論(2015)》(總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1頁。

　　[10]中非合作論壇為每三年分別在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輪換舉辦。韓國、南美洲、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國在中非合作論壇創立后幾年紛紛建立類似論壇。日本于1993年設立的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每五年在日本召開。非洲國家對這種會議的設置提出意見，要求向中國學習。這樣，第五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做出決定，仿效中國將召開的周期改為三年，第六屆會議后來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

　　[11]王涵潔：《淺析非洲鼓樂在中國的流行與分布》，李安山、劉海方主編：《中國非洲研究評論 2012年》(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42-458頁。

　　[12]趙曼超、甘婷：《非洲鼓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以云南省麗江市大研古鎮為例》，《新聞研究導刊》 , 8 (19)，2017年，第167頁。

　　[13] Li Anshan, “A Long-Time Neglected Subject: China-AfricaPeople-to-People Contact”，in Garth Shelton, Funeka Yazini April and Li Anshan,eds., FOCAC 2015 A New Beginning of China-AfricaRelations,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5, pp.456-475.

　　[14]《本扎的功夫夢》，2009年1月14日，中國網，www.china.com.cn/book/zhuanti/lwdzgm/2009-01/14/content_17107387.htm.2018年8月4日；

　　《一個非洲青年的中國武術夢》，2017年3月4日，中國文化報，nepaper.ccdy.cn/html/2017-03/04/content_197569.htm.2018年8月4日。

　　[15]楊夢潔等：《“中國通”吳文仲的漢語夢》，2016年11月28日，鳳凰網，news.ifeng.com/a/20161128/50328151_0.shtml.2018年8月4日。

　　[16] 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72:3(Summer 1993)，pp.22,49.

　　[17]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321頁。著重號為原作者加。

　　[18]有關中美沖突之危險和避免戰爭之方法，參見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19] [美]塞繆爾·亨廷頓：前引書，第39，132頁。

　　[20] [美]塞繆爾·亨廷頓：前引書，第137，253頁。

　　[21][美]塞繆爾·亨廷頓：前引書，中文版序言，第2頁。

　　[22] “寫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之際：新起點新機遇新使命”，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9年12月31日.www.gov.cn/jrzg/2009-12/31/content_1501137.htm.雙方致力服務貿易實質性開放市場和建立自由的雙向投資體制。由11國搭臺、19億人和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自貿區是對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貢獻。

　　作者簡介：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亞非研究所教授、電子科技大學協議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亞非學會副會長、聯合國教科文《非洲通史》(9-11卷)國際科學委員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