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說法

　　他在銀行工作有錢很正常

　　對于資金缺口，岑國財稱主要是哥哥投資失敗所致。“哥哥在法庭上說這些資金是賭輸了，實際上他意思是投資失敗，他在廣州投資一家夜總會賠了很多錢。”岑國財說，岑國良平時有賭球習慣，但很少去澳門賭博，這方面不會虧很多錢。此外，其2005年開設旭磊貿易公司，進行煤炭、鋼鐵和房產買賣，但公司經營一年就因此案倒閉，也沒有賺到錢。對于岑國良投資公司的資金來源，岑國財稱沒有懷疑過，“他在銀行工作，有錢很正常。”

　　-兩點質疑

　　10年刑期是否過重？

　　顧雛軍挪用資金3.12億，才判了8年，張海挪用將近1億才判7年，岑國良怎么就會判10年的最高刑期呢？

　　———報案人吳某

　　雖然否認與岑國良案有關，但當時向警方報案的吳某表示，自己與岑國良是多年同事和好友，并為其叫屈，認為法院量刑過重。“今年年初科龍的顧雛軍判了，挪用資金3.12億，才判了8年，以前的張海挪用將近1億才判7年，岑國良怎么就會判10年的最高刑期呢？就因為顧雛軍、張海是名人，岑國良是普通人？”

　　“他做了錯事，理應受到懲罰。”岑國財對于哥哥犯罪之事并無異議，但他也認為量刑過重。他還表示，哥哥出事后，其家庭合法收入也被查封，至今沒有歸還，“我80多歲的外婆有3萬多元的退休金，也算成了贓款，我嫂子在其他公司上班，工資收入每月近萬元，她的存款也被查封了。我跟哥哥借款20萬元買地建房，現在房子還未建成就被查封，我還欠著幾十萬元土地款和20多萬元工程款，都不知道怎么還。”

　　徐玉發認為，順德農信社屬金融企業，但挪用金融機構資金和挪用一般企業資金在法律上并無罪名之分，其最高刑期都是10年。岑國良有立功情節，從終審判決看，岑國良沒有得到從輕處罰，與目前“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不相適應。

　　為何作案6年才被發現？

　　岑錫堯離任未遭審計，是重大工作失誤，它直接導致了挪用資金案長達6年才被發現。

　　———佛山某銀行負責人

　　成立于1952年的順德農信社是全國最大的農信社之一，其儲蓄額在當地甚至高過某些國有商業銀行，300多家網點的便捷服務和當地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其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動力。而在容桂地區，制造業企業林立，農信社是當地規模最大、實力最雄厚的金融機構，容桂農信社有49家營業網點，案發地長橋分社是其中較大的一個網點。但“5？12專案”的發生，也顯示出農信社資金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

　　原容桂農信社的吳某介紹說，按照內控管理制度，儲戶取款5萬元或轉賬10萬元就必須經過營業點主任授權，一般營業員不能單獨辦理，農信社還對新入職員工有更高的監控標準，新員工處理范圍為取款2萬元或轉賬5萬元以下。吳某稱不清楚岑國良如何能夠操作成功，對營業點是否嚴格執行內控制度等問題，吳某沒有明確認可。

　　佛山某銀行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各商業銀行內控制度基本類似，一般取款5萬元以及掛失都需要上級領導授權。他認為岑國良能單獨作案很不可思議，顯示出其營業點員工缺乏風險意識，岑國良能夠順利掛失改密碼，如無他人配合，應該就是一些員工對工作卡保管不善。此外，每家銀行都有稽核部，對重要崗位領導離崗后都應進行離任審計，而岑錫堯離任未遭審計，是重大工作失誤，它直接導致了挪用資金案長達6年才被發現。

　　-作案手法

　　高息利誘

　　首先，以私自許諾存款給予千分之四至千分之十不等的非法高息為誘餌，拉攏儲戶或朋友存款，并與儲戶達成口頭單向存款協議：存款到期支取或中途支取時必須與他單線結算，否則不予支付非法高息。

　　密碼掛失

　　然后，利用職務之便，在儲戶不知情的情況下，騙取其他柜員的授權，將儲戶的賬戶或存單(信用社儲戶被挪用的資金賬戶，稱為“動用戶”)密碼掛失，重新私設密碼或開出新存單，最后冒用儲戶的名義，開立新存單或存折(由岑國良冒用客戶名義開立，用于周轉資金的賬戶，稱為“中控戶”)，將存款轉存出去挪作他用。

　　拆東墻補西墻

　　為了應付信用社內部稽查，岑國良通過虛存后支取、虛存后沖銷、轉入資金后更換存單支取、轉入資金后更換存折等多種手段，以“拆東墻補西墻”的手法，將其控制的其他儲戶的存款填回給取款人，以達到掩人耳目、避開監管、大肆挪用信用社資金的非法目的。

　　周轉贓款

　　為了便于作案，岑國良從2000年開始，指使何錦輝(另案處理)為其周轉贓款，并由岑國良和何錦輝開立中控戶，其中在信用社開設的中控戶有84個。岑國良將動用戶的存款轉存到中控戶后，就由其本人或何錦輝等人根據需要存取款。

　　統籌：本報記者 何惠文

　　采寫：本報記者 楊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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