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對超生者要征收懲罰性的社會撫養費——按照上一年度所在縣(市、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村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定倍數征收。

　　但在現實中，這一方式難以成為阻擋少數人超生的門檻——少數富人、名人，交了罰款就“岔”著生。

　　富人名人交了罰款就能生

　　“對于有錢人而言，幾萬元與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不值一提。再者，一些私營、民營企業主，其實際收入難以核準，違法生育后，交那點罰款不算什么，根本不能起到懲罰的作用，或者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最終只繳納了很少的社會撫養費了事，致使以上年度收入為社會撫養費征收基數的法規，在實踐中難以彰顯公正。”省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處處長江中三說。

　　那么，傳統的對超生者的行政處分奏效嗎？即由所在單位上級主管部門，根據干部管理權限，對超生育者予以紀律處分，例如記過、記大過、開除等。

　　對此，一位計生專家說，目前社會上的“超生新貴”，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限制，行政處分對他們就沒有了約束力。這樣一來，“超生罰款”就演變成了富人、名人“交了罰款就能超生”。

　　“罰款超生”有悖公平

　　就富人、名人“交了罰款就能超生”的現象，記者昨日在江城街頭隨機進行了采訪。

　　20名受訪者說，如今，富人、名人只要交錢，就能違法生育，這甚至成為了他們一種財富炫耀的手段。計生國策，豈能因人而異？

　　省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林光生說，“罰款超生”已經不再單純只是生育問題，其所破壞的是社會公平，法律的公正性、嚴肅性應該適用于所有公民。

　　富人超生也該“傾家蕩產”

　　省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處處長江中三認為，名人、富人“超生不怕罰”現象的背后，實際上也是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無奈。

　　省人口計生委主任楊有旺認為，解決富人、名人超生問題，除從完善法律法規入手，考慮用更多的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收費處罰”進行補充外，還要用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只有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

　　省人口計生委專家還建議，應該由評估機構對富人的資產進行評估，按資產價值比例征收。他舉例說，經評估其現有資產在100萬元以下的，按資產價值的30%征收社會撫養費，依此類推。對富人、名人也要實施“傾家蕩產”的罰款政策，讓處罰形成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