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歷史上，計劃外生育(下稱“超生”)的主要區域在農村，主體是農民。然而，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呈現超生區域擴大化、超生群體多元化、超生方式多樣化的新動向，并因此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

　　超生區域擴大化

　　8年前，安徽大別山區的農民工鄭龍傳和妻子，來到杭州市吉如路開了一個小店謀生。如今他們已有兩個女兒，小的只有6歲。鄭龍傳說：“二女兒是沒辦準生手續在杭州生的，已經在家鄉交了罰款。因為沒有兒子，我們兩口子還準備再生一個。”

　　國家人口計生委有關負責人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約1.5億，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約占1/3。流動人口的主體是處于生育旺盛期的農村育齡青壯年，其中16歲至40歲的生育旺盛期人口占到84.5%。近年來，在流動人口中已婚育齡婦女比例逐年上升，已接近30%。目前，無論是流入地，還是流出地，違法生育主要發生在流動人口中，占各類違法生育總量的60%以上。

　　近年來，城市住宅小區日益成為超生者的避風港和監管的薄弱地帶。成都市武侯區人口計生局局長付東來說，由于各居住小區由不同的物業管理公司實施封閉管理，只對業主住戶負責，不愿提供業主超生的動態及情況，加之計生部門對物管公司的經營與運作沒有任何限制性手段，住宅小區計生監督服務工作難度較大。

　　超生群體多元化

　　近年來，城鎮“社會人”超生明顯增多。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下崗失業人員、自由職業者以及外企、私企員工等社會人，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往往是計劃生育行政管理的盲區或薄弱環節，社區管理難以到位。

　　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是黨員領導干部超生問題，在一些地方也日益凸顯。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顯示，甘肅省通渭縣2006年清理近年來黨員干部超生達1899人。

　　名人、富人超生問題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這些人或是聲名顯赫，或是財大氣粗，因而被社會上稱為“超生貴族”，一些名人、富人的超生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有的人甚至把能超生看作是身份的象征。

　　國家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告訴《瞭望》新聞周刊，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對4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富人、名人超生近幾年呈逐漸增多的態勢，他們大多數生育有兩個孩子，其中大約有10%的人超生的是第三孩。　　　

　　超生方式多樣化

　　鉆政策空子到國外、境外超生的增多。近年來，為規避計生法規，不少城鎮居民特別是廣東、福建等地農村居民，選擇到國外、境外多生育子女，有的是到嬰兒國籍實行出生地主義的國家超生，有的借旅游、探親名義赴香港生育子女。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統計，僅2005年1月至11月，到香港分娩的內地婦女就有17591人，其中，夫妻雙方都是內地居民的有7973人。

　　去年被查處的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建設局原局長秦懷文，為了障人耳目，他的第三個女兒沒有姓秦，而是改姓葉，對外一直稱這個女孩是其“連襟之女”。經榆林市紀檢監察部門查明，在已有三女之后，秦懷文與其“情人”，在2000年和次年分別生下一女一男，這兩個孩子也沒有跟父親姓秦，而隨母親姓馬，現由馬某父母撫養，以此掩蓋其多次超生的違法行為。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展新說，富人或官員“包二奶”超生，除因為養兒防老心理外，還有一種炫富炫貴的心理。過去人們炫車炫房，現在炫耀自己地位的方式又多了一個：養情人生孩子。(作者：李亞彪 楊三軍 楊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