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別說160萬，就是10萬，也足以讓我望穿秋水，那年，老公被上海一家科研機構(gòu)看中，來這兒工作，我自然也只能嫁雞隨雞。城市很大，卻容不下一張小小的床榻，我們分別借住在單位的單身職工宿舍里。這種憋悶的狀態(tài)反而容易衍生“意外”，一次“事故”過后，我懷孕了。母愛的本能柔聲說，留下；現(xiàn)實的窘境卻吩咐我，打掉。房子,因了它的缺席，多少人欲愛不能。

　　做完手術(shù)三周后，憤怒的我沖進了老公領(lǐng)導(dǎo)的辦公室：“你們承諾的房子在哪？不給房子，我們就走人。”老公是博士后，他們不得不做出挽留的姿態(tài)，幾個月后，“政策”出臺——所里先借給這撥子年輕人每戶10萬，干滿20年，不必賠錢；干了15年走人，賠償10萬元的25%；10年，賠50%。如果只干滿5年，對不起，請交75%。明知是一紙賣身契啊，我們忙不迭簽字畫押。

　　2002年的樓市還比較溫柔，我們相中莘莊一套房，掐指算來，首付10萬，月供2600，大了點吧？我遲疑，但架不住銀行信貸部的小姐極力慫恿：“有什么打緊？月供不超過50%，就沒有越過警戒線，足夠你生活得從容。”

　　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我都因這個決定飽受批評與表揚。表揚者，覺得我買得正是時候；批評者則說，怎么不再買大一點兒？為什么不干脆買兩套？因為，日歷牌翻一個年頭，2003年，讓全體上海人大狂歡、全國人民大眼紅的“樓市狂飆”正式君臨。對“金融理財”一竅不通的我，開始在樓價的節(jié)節(jié)躥高中接受洗禮。我住的小區(qū)，4600每平米的原價，迅速地躥升到6000、8000到1.3萬。

　　那是一段幸福巔“瘋”的日子，太婆們見面這樣打招呼，買房了沒有？辦公室里，處處傳唱的“房蟲”的故事，如何以“低價”購得房子，倒手，再倒手，幾個回合下來，已經(jīng)掙得千萬身家。在上海灘，人們相信，每人都有從小混混晉級為大富翁的無限可能。我有點走火入魔，頻頻跟老公說，把房子賣了吧，一出手就是百萬富翁。中介的回復(fù)也越來越讓人滿意。可說起賣了房子去哪里逍遙時，我猛醒，賣完房子，如何再尋找棲身之地？水漲船高，各個地段都在上漲，連樓花都能炒出10幾萬元，以舊房換新房，無異于癡人說夢。去別的城市生存呢？回武漢？那也不行，老公將喪失事業(yè)的根基。又想起一則古老的股市寓言，連賣茶葉蛋的老婦都來炒股，離崩盤之日也不遠(yuǎn)了，房市難道不也是這樣？海南、香港的樓市噩夢，真那么遙遠(yuǎn)？多少中產(chǎn)階級在那樣的風(fēng)波中尚不能幸免，小小百姓拿什么求全？

　　樓市的高燒終會退卻，2005年3月，央行新政出臺，首付成數(shù)提高，貸款利率提高；隨后，游資撤離，接盤手日趨減少。上海的房價在開發(fā)商的吵吵嚷嚷中，不動聲色地跌，我的房子掛牌價格達(dá)到140萬，但有價無市，再誘人也不過是紙上黃粱。

　　房價的“癲瘋”狀態(tài)過去后，它的沉浮與否不再引起我的關(guān)注。生活有了新的目標(biāo)——生小孩。這次樓市狂歡于我的最大饋贈是，等孩子出世了、長大后，我有個真理告訴他(她)——所謂百萬財富，投資、回報，對買房自住的老百姓來說，只不過是個拿來愉悅自己的夢想。杜拉斯有一個句子，非常之抒情，“愛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飯，肌膚之親，是一種不死的欲望，是頹敗生活里的英雄夢想”，那么，“房之于我，就不是支票簿上的龐大數(shù)字，或淮海路上的身份角逐，是一種不死的欲望，是對安寧生活的永恒渴望。”

　　沒有什么比踏踏實實地活著更重要。這種心境不是那些權(quán)貴們所能理解的。

　　就像那日，我允許自己在颶風(fēng)中幸福地顫抖著，放聲高歌。

　　但我終于沒有允許自己，不顧一切地跳下。

　　(摘自《中國青年》雜志；作者：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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