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前，中國實行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并軌，取消官方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匯率為8.72元合1美元，比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
從1994年至今，除1997年外，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這就造成中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等亞洲國家貨幣紛紛貶值，他們希望人民幣不要貶值，以避免出現更大的沖擊。中國采取了負責任的態度，承諾了不貶值。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以后人民幣兌1美元保持在8.27-8.28元之間，匯率基本釘住了美元。
大幅度升值觀點不可取
2003年，日本經濟復蘇緩慢，日本首先挑起人民幣匯率低估的觀點。幾年前，日本希望人民幣不貶值，此時卻突然要求升值，而中國對日本貿易長期處于逆差，顯然這種絕然相反的觀點是有所企圖的。早在上世紀80年代，由于日本經濟快速增長，貿易順差驟增，引起美國的不滿，日本屈從美國的壓力，簽定了“廣場協議”，促使日元匯率大幅度上升，此后造成日本經濟停滯徘徊十多年。因此，他們希望中國人民幣升值而重蹈其覆轍。
近年來，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按照美國的統計，2004年中國對美國貿易出現1600多億美元的順差，因此，美國想通過打壓人民幣升值，來改善其貿易逆差。事實上，當年中國對日本等國和地區貿易出現逆差，中國實際順差為589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針對上述情況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對全球貿易不平衡及美國貿易逆差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假設人民幣匯率升值10%，只能使美國貿易逆差減少36億美元。對美國貿易平衡來講，從中國進口減少的部分很可能會被亞洲其他國家增加的部分所抵消。升值無法解決全球貿易失衡問題。”此中不難看出，當前美國、日本、歐盟打壓人民幣升值，完全從自身政治經濟利益出發，沒有考慮到中國和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大局。因此，主張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觀點是不可取的。
匯率改革穩定為先
1996年中國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2001年11月加入世貿組織。2006年12月以后，中國金融市場將全方位開放。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不夠完善，隨著資本項目的逐步放開，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應加快進行。
實行怎樣的匯率制度是一國自己的主權。筆者認為，改革的原則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同時應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適應國際化的原則；人民幣雖然已經奠定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但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于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于“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此外，還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決定匯率的基礎在國內，但匯率水平孰高孰低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上世紀50年代，法國經濟停滯、政治不穩定，戴高樂上臺當總統后，搞了一次法國法郎大貶值，法國經濟狀況迅速好轉。上世紀60年代西德馬克作過小幅度升值，其結果正面作用大于負面影響。但是有的國家對貨幣進行了大貶值，結果適得其反，經濟狀況更糟。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慎之又慎，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一定要選擇有利時機。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要有利于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從長期看，中國必須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而資本項目的開放還需時日，因此，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的匯率是改革的必然。人民幣匯率既可升，也可降，它的波動變化，除自身經濟因素外，還受美元、歐元、日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匯率的升與貶都是相對的。
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改革的進程應采取漸進的做法，應認真總結以往人民幣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積極推動匯率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筆者認為，可選擇的方案是，真正回歸到有管理的浮動制度。中國在1994年匯率并軌時，就提出實行有管理浮動，但市場運行實際釘住美元。由于中國經濟周期與美國不一致，人民幣繼續釘住美元，易陷被動，缺乏靈活自主性。
回歸到有管理浮動的措施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2)逐步地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可逐步擴大到上下10-15%；(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立即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的話，匯率的波動可能會太大，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要有一個充分的過渡期。在貨幣籃子中，由于中國對美國和香港地區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在歐元、日元等其他貨幣進入籃子后，美元在籃子中應占50-60%。在實際運行中，可根據具體情況對籃子貨幣和貨幣的權重進行調整。與此同時，應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稿件來源：《中國財經報》，作者：吳念魯，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