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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的編纂是我國新世紀的一個標志性文化工程，也是以國家的名義首次為清朝修史。能趕上這樣的盛典，實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北京不久前召開的“清史編纂體裁體例學術座談會”上，著名清史研究專家戴逸教授說起已經開始的清史編纂工作時，格外激動。

　　此次學術座談會的召開，標志著“清史編纂工程”進入了實質性的工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中國封建王朝由盛而衰、從強到弱的一個“轉折點”，它覆滅時距現(xiàn)在不足100年，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是當代中國人心里難以逾越的一個“檻”：康乾盛世、鴉片戰(zhàn)爭、南京條約、太平天國、甲午中日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有強大時的榮耀，更有落后挨打時的悲痛。近年來，清史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而影視、書籍上的清宮戲、帝王戲說等等炒作又讓歷史的面目漸漸失真。

　　由于種種原因，迄今為止，關于清代還沒有一部國家級正史(民初袁世凱成立清史館，修撰《清史稿》，但這并非國家編纂的正史，而且尚有許多缺陷)，由國家出面編纂清正史成為當務之急。

　　戴逸教授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所長，古稀之年掛帥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親歷了從提出編纂清史設想到最后付諸行動的整個過程：

　　上世紀50年代初，董必武向中央政府提議編纂清史，毛澤東主席在原則上給予了首肯；1959年，周恩來總理委托吳晗對此事進行規(guī)劃，但因為三年困難時期而被擱淺；1965年，周恩來又委托周揚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組成清史編纂委員會，并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清史研究所，后因“文革”開始，整個計劃流產，而這也成了許多人的“罪狀”之一。“文革”后，鄧小平向社會科學院轉發(fā)一封專家來信，要求開始重修清史工作，結果又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xiàn)。

　　2002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啟動清史纂修工程。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基、胡錦濤和李嵐清等都對此做出了重要批示和指示。12月12日，中央14個部門組成了“清史編纂委員會”，一個新世紀的重大文化工程正式啟動。

　　清史編纂委員會負責人稱，“清史編纂工程”需要花10年時間，光主體《清史》的字數(shù)就達3000萬之巨，是袁世凱時《清史稿》的四倍之多，預計整個系統(tǒng)工程的總字數(shù)可能超過《四庫全書》。

　　“工程未動，設計先行；沒有設計，就是盲目施工——成敗利鈍全在于此。”精研清史的戴老深有體會：紀傳體、類傳體、章紀體等體裁各有利弊，圖表的使用、跨朝代人物的處理、以及對峙兩個政權的安排等等，“怎樣立意，用什么規(guī)范，設計多少部件，什么部件重要……都是難點，需要集思廣益，精益求精。”

　　為做好整部著作體裁體例的設計，此次編纂體裁體例學術座談會包括了北方清史專家近100人，連續(xù)兩天進行深入研討；之后還要在南方召開同樣的研討會，預計參加的專家總數(shù)近400人。編委會副主任成崇德表示，除了組織專家的專業(yè)討論外，“體裁體例”工作小組還將為此開展廣泛的調研工作，以座談、問卷、上網調查等形式，最大范圍地征詢史學家、文化名人、臺港澳的海外華人、一般文化人、黨政各方人士等各有關人士的意見，把最有爭議的“房子”藍圖規(guī)劃好。今年6月份，編纂手冊將全部完成，下半年就開始組織隊伍，進行初步的分工。

　　作為一個系統(tǒng)工程，整個編纂工作還將圍繞清史的寫作較大規(guī)模地對清代文物、文獻進行收集、整理和出版。一位與會專家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許多清代文獻還沒有系統(tǒng)地進行整理，大量檔案資料，如維吾爾文、蒙古文、藏文等檔案資料都急需搶救。

　　此外，修史過程中還可以生產一些“副產品”，如編寫《清史考軼》，收集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編寫《清代人物大辭典》，盡可能地網羅《清史》“漏網”的人物。

　　“既要用修史的方式保護文獻，又要利用文獻的收集整理保證修史的質量，讓兩者相輔相成。”戴老解釋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林熒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