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性決策破局

　　這種由決策造成的“雙輸”的結局，正在執政者中間引發深思，有些地方已經開始著手改變原有的決策方式。

　　廣州市法制辦主任吳明場，曾在此前寄望于通過“為民決策”，即站在被執行者的角度來決策，以期達到良好的執行效果。但發現效果不彰，“老百姓根本不買賬。”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時候你明明是為他好，比如舊城改造，改善了居住環境，美化了城市，可是為什么被拆遷的人不覺得是好事呢？這值得我們反思。”

　　成都城鄉一體化推行初期，也曾遇到類似的難題。邛崍市油榨鄉黨委書記王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很多村民一聽說土地要確權，就下意識地懷疑政府是不是要收回土地。

　　吳明場兩年前開始反思這件事，最終發現問題還在于沒有真正地吸納民意。“我們以為決策代表了民意，實際上可能并不是。”昆明市下屬某縣縣委書記付天承認，有時候官員的想法與民眾相差很大。“拋開官員的政績沖動不說，政府想的多是全局的事情，而老百姓更多只想著具體的事情，”付天說：“為了全局利益，有時候需要部分民眾做一些犧牲，但由于官民之間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溝通，老百姓并不理解官員的想法，有時還會下意識地懷疑官員的動機。”

　　吳明場說，這時候的決策，就不應該由官員越俎代庖，代民眾說話。“比如拆遷，誰都知道這會美化環境，但你無權讓我以犧牲自我作為代價。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選擇權。”他說，政府現在面臨的一個任務，是要改變自己的決策程序，解決“由誰來決策的問題。”

　　吳明場說，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兩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一是矛盾在決策之前就能得到解決；二是人大的通過就會順利得多。“大多數老百姓都認了，人大也不好再說啥了。”

　　他說，從今年開始，廣州市政府開始制定一些程序性的規定，以便更好地吸納民意。

　　杭州市政府的嘗試要更早一些。從2007年開始，杭州市政府開始嘗試在政府常務會和市長辦公會上邀請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市民代表參加，對一些與民眾關系密切的法律性文件進行決策，已初見成效。

　　此外，北京、長沙也都有過類似的嘗試。

　　但吳明場同時表示，并非所有的議題都適合公眾決策，“比如垃圾站，放到哪里都不要，那怎么辦，肯定也不能公眾說了算。”

　　浙江大學政府績效考核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給出了一個建議。他說，那些涉及到公眾利益的項目，可以提交人大表決。

　　這一注重吸收民意的決策方式，在昆明仍尚待起步。付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管轄的縣在決策過程中民眾的參與，現在只散見于一些法律法規在表決前的公示，還沒有擴展到決策過程。“聽證有時候也就是走走程序，”云南省政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廳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