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行賄黑名單在建立之初可以被稱為賄賂行為的‘高壓線’、‘防火墻’、‘防腐劑’，那么，如今這項制度多少有點名不副實，成為一個花架子了。”面對著查詢者寥寥無幾的現(xiàn)狀，作為行賄黑名單制度的發(fā)起者，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qū)檢察院控申科科長的林新法語氣中頗有幾分無奈和遺憾。(《法制日報》1月13日)

　　遙想當年，寧波市北侖區(qū)檢察院甫一推出“行賄人黑名單”，一時間，在全國就產(chǎn)生轟動，他們的經(jīng)驗被最高檢察院轉發(fā)和推廣，而那時“每天來北侖區(qū)檢察院查詢黑名單的單位負責人一個接一個，有時一天就要接待十幾家。我們多次為北侖的幾家大型國有企業(yè)提供查詢。在一次工程招標查詢中，有一名招標人發(fā)現(xiàn)了一名投標人在黑名單里，當下就取消了他的投標資格。”誰也沒有想到，如今，卻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一制度竟成為可有可無的“雞肋”。

　　造成這種局面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就是行賄黑名單的“縮水”，因為最高檢察院將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tǒng)的錄入限定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的范圍內(nèi)，如此就失去了行賄人黑名單的應有作用。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由于行賄罪的認定比較嚴格，有些行賄行為在法律和證據(jù)上無法認定；更由于受賄案件的查處特別困難，基于辦案的需要，許多已經(jīng)被查證的行賄案件，因為需要行賄人作“污點證人”，所以，通常不會將行賄人與受賄人一起送上法庭。例如在浙江省從2004年至2007年，該省檢察機關每年立案查處賄賂案件700件至800件，2008年1月至10月，查處賄賂案件已逼近900件。與此同時，行賄案件卻僅僅占到15%左右。如此一來，行賄人黑名單上的人少的可憐，而這少得可憐的人往往還呆在監(jiān)獄或者退出了原有的行業(yè)，不可能再參與工程競標，因此對于許多查詢?nèi)藖碚f，這種行賄人黑名單不具有預防犯罪的實際意義。

　　因此，盡管從2006年起，行賄黑名單制度就已經(jīng)正式在全國檢察系統(tǒng)推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一制度的推行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而非可以告一段落。因為，這一制度并不是很完善，而且，建立這一制度的根基僅僅是最高檢的相關規(guī)定，并沒有法律依據(jù)。寧波市北侖區(qū)檢察院剛推出“行賄人黑名單”時為何紅紅火火，那與他們當時的規(guī)定有關，因行賄罪被法院判刑的；雖未判刑，但行賄數(shù)額巨大，超過5萬元的；檢察機關已掌握其行賄事實，但本人未主動交代或拒不承認的；被檢察機關查實，有兩次以上行賄記錄或行賄3人以上的。這一范圍超出了最高檢所規(guī)定的“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的范圍內(nèi)。

　　筆者看來，“行賄人黑名單”不應該等同于“行賄罪黑名單”，有一些有行賄行為但并不構成行賄罪的人也應當上“黑名單”，予以警戒；還有大量的即使構成行賄罪，但基于刑事政策和辦案需要考量，沒有送上法庭的行賄人，更是要讓他們上“黑名單”給予警戒。北侖區(qū)檢察院的規(guī)定，擴大了“行賄人黑名單”數(shù)量，讓更多的行賄人受到懲罰，才能更有效地預防犯罪，保證工程質(zhì)量。然而，北侖區(qū)檢察院的規(guī)定也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因為無論是北侖區(qū)還是最高檢都無權對“行賄”下定義，更無權直接對行賄人的從業(yè)資格進行限制；而且，如果沒有合理的救濟途徑，由檢察機關的單方面認定也容易侵犯“行賄人”的合法權利。

　　“行賄人黑名單”成為雞肋的現(xiàn)狀，提醒我們的檢察機關和立法機關應當對這些年“行賄人黑名單”推行的實際狀況深入調(diào)查研究，找出其不足并廣泛征求意見，盡快對這一制度進行立法，讓“行賄人黑名單”進一步完善并具有法律上的依據(jù)。(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