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教育強國·教育筆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培育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當前，以DeepSeek、ChatGPT等為代表的智能工具，在拓展人們認知邊界的同時，也帶來了認知依賴、主體性削弱等隱憂。特別是隨著AI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廣泛應用，如何在技術賦能的同時守護、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已成為教育面臨的重要課題。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批判文化界對待外來文化的兩種極端態度——“封閉自守”與“全盤接納”，進而提出“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辯證立場。在人工智能深度重構知識生產與教育形態的今天，重新審視“拿來主義”中蘊含的主動選擇、批判吸收與自主建構的智慧，對引導學生既善用技術之力，又在學習中保持清醒的認知主體性，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數智時代的知識便利化與思考空心化

　　法國技術哲學家伯納德·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既是解藥也是毒藥，關鍵在于如何使用。目前AI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呈現出如下現象：

　　其一，被動接受正在悄然替代主動思考。比如，一些學生或套用AI生成的論文大綱，或直接采納AI生成的答案。此類“認知外包”雖然讓知識獲取更方便，卻容易滋生認知惰性。長此以往，可能導致人類智能在深度思考與主動探索上逐漸弱化。但真正的學習能力，一直都是建立在主動質疑與持續追問之上的。

　　其二，算法推薦導致認知窄化。智能算法正在建構一種新型的認知繭房，即通過建構結構化信息環境實現對學生思維方式的系統性規訓，讓學生陷入“認知無意識”的境地，甚至將決策權讓渡于技術載體，導致主體客體化危機。

　　其三，技術正在制造新的認知權威危機。美國技術哲學家蘭登·溫納指出，技術在設計、建造和應用的同時已經預設了一套社會秩序。當學生不假思索接受AI答案時，實則同步內化了其價值指向。問題在于，將知識解釋權讓渡于不透明算法，最終會削弱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總之，在智能教育迅速發展的當下，AI讓知識獲取變得更加便利，也導致了思考的“空心化”，認知依賴、算法窄化和權威讓渡等正在侵蝕學生主體性與批判能力。而人的成長恰恰始于思想困頓的陣痛時刻，我們在擁抱技術的同時，需要與技術工具保持批判距離。

　　數智時代的學習如何運用“拿來主義”

　　《拿來主義》所倡導的“占有—挑選—創新”文化接受路徑，其本質在于通過批判性繼承實現創新。在智能技術重塑教育生態的今天，科學運用這一思想，有助于在技術賦能中保持教育的主體自覺。

　　要培養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在知識獲取的初始階段，學習者的主體性建構至關重要。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揭示，學生認知的發展產生于學生個體與環境的持續互動。學生應當像魯迅比喻的“大宅子新主人”那樣，建立認知主權，而非把自己當作被動接受的“賓客”。在AI輔助學習情境下，應當積極探索“自主思考—智能驗證”的雙向建構模式，即學生個體首先要獨立形成問題解決總體思路框架，繼而與AI輸出的內容展開批判性對話。通過這種人機認知阻抗訓練，提升學生的元認知能力和知識內化效率。

　　要強化學生思維的批判性。數智時代的學習者要超越被動接受，要以“大宅子新主人”的姿態主動審視知識。在信息篩選階段，學生可秉持“拿來主義”中“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挑選原則，通過建立系統的驗證機制培養批判性信息素養。面對AI生成內容時，學生首先需進行橫向權威性檢驗，將AI輸出與核心期刊、經典著作等權威學術資源進行比對；其次實施縱向真實性和可靠性檢驗，追溯原始數據或一手文獻以識別可能的算法扭曲；最后要開展深度共識性檢驗，綜合相關領域專家意見評估學術共同體的認可度。如此批判性“挑選”，才能使學生從單純的知識消費者轉變成知識的審辨者與建構者。

　　要注重知識轉化的創新性。在知識創新的高級階段，學習者需要實現從信息整合到認知重構的質變飛躍。發現學習理論認為，真正的認知發展產生于對給定信息的批判性超越與創造性重構。這一過程恰如“拿來主義”所倡導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辯證思維，這就要求學生將AI工具定位為思維拓展的“外腦”，而非消解主體性的“代腦”。如在學術寫作等知識生成過程中，可以運用AI完成文獻初篩與數據整理等基礎性工作，但要堅持自主完成核心論點建構、論證邏輯梳理及創新觀點提煉。如此，人機協同模式才能有效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推動知識創新性內化轉化。

　　培養“會拿”而非“只會接”的學生

　　2025世界數字教育大會提出“堅持智能向善”，倡導引導學生合理、批判地使用人工智能。“拿來主義”正是在這方面給我們啟發，即要更加重視學生的主動思考與審辨選擇，加快構建智能教育新范式。

　　重構教學理念。數智時代的教育變革，要直面魯迅警示的兩種認知誤區，既不能“徘徊不敢走進門”般對AI技術畏葸不前，也不能“接受一切”式地全盤照收。理念重構的核心在于突破傳統行為主義將知識簡單“拋給”學生的單向傳遞模式，去建立基于批判教育學的對話型師生關系。教師應當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帶領學生經歷“困惑—探究—反思”的完整認知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破除學生對AI技術的迷信式崇拜，又要克服技術恐懼心理，防止對其全盤否定。要通過持續的對話式訓練，幫助學生逐步培養獨立判斷與創造能力，實現“自己來拿”的認知自主。

　　培養技術素養。技術教育要善于引導學生從被動接受的模式向主動選擇轉變。這種轉變與“拿來主義”所強調的“挑選”精神高度契合。技術素養的本質不在于簡單的工具掌握，而在于批判能力。學校教育應當構建系統的“AI素養課程”，重點培養學生“放出眼光”的鑒別能力。要培養學生穿透“技術黑箱”的解構能力，通過算法邏輯解析訓練幫助學生理解AI系統的運作機理；要發展學生識別技術風險的能力，通過開設數據偏見分析與矯正等教學模塊，提升其對AI系統潛在問題的敏銳覺察；要塑造學生審慎判斷的能力，通過AI倫理評估實踐引導其建立對技術應用邊界的主體認知。這三個維度環環相扣、層層深入，共同構筑批判性技術素養的培養體系。

　　堅守人文精神。教育要警惕技術異化導致的人文危機：一方面是對智能系統的盲目依賴，陷入“技術萬能”的迷思；另一方面是對人類價值的自我矮化，形成“思考的惰性”。這兩種傾向都是“拿來主義”所批判的“徘徊不敢走進門”與“接受一切”的現代演繹。當代教育需要建立“技術—人文”的辯證認知框架，包括要引導學生認識到技術工具的本質屬性，避免將AI系統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兩極傾向；同時要引導學生堅守人的主體性地位，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在技術應用中進行理性選擇。這種人文堅守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而是通過哲學反思、倫理討論等教育實踐，使學生在技術環境中保持價值自覺。正如“拿來主義”所強調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既不是全盤否定，也不是盲目接受，而是通過批判性思考實現創造性轉化。技術發展唯有以人的價值為尺度、以人文精神為指引，才能避免工具理性膨脹之困。

　　因此，面對人工智能技術與人類生活日益交融的時代，真正的挑戰或許不在于機器如何模仿人類，而在于人類如何避免在工具的包圍中逐漸失去自身的主體性。“拿來主義”的智慧，正是要守護人類可貴品質，保持思維的獨立性和創造性。通過對獨立性與創造性的重申，我們期待學生在智能技術的浪潮中能夠始終持有清醒的自覺，借技術之力而不為其所困，真正實現知識的主動建構、思想的持續超越與人格的向上完善，成長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作者：查亮亮 傅關福，分別系浙江師范大學講師，浙江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