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教育的出路在恢復科舉

　　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學界耆宿的相繼離世，令世人唏噓。兩位老人的處世哲學都很低調，不過相對于季羨林，任繼愈的面孔對公眾而言似乎更顯陌生。

　　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任繼愈不僅在哲學和宗教學上頗有建樹，對教育也有著獨特的思考。他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

　　2006年，在勉強應允央視《大家》欄目的第一次采訪后，任先生卻主動給編導打電話，說要接著談談中國的教育，“我有話要說。”任繼愈支持中國教育改革，但是開出的方子卻是——“恢復科舉”。

　　在教改依然任重道遠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聆聽任先生對于教育的思考，這亦是對先生的紀念。

　　任繼愈，字又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國民黨軍官之家的任繼愈自幼就喜歡刨根問底。家里放了本《黃帝內經》，他也翻著看，“似懂非懂，知道是本醫書”。據他生前自述，18歲考入北京大學前，中學成績并不拔尖，分數排名中等偏上，但發下成績單后他都會查找出錯原因，并整理成集。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澤東忽然把時任北大哲學系副教授的任繼愈找去。“惴惴不安”，任繼愈隨后向生前同事、學生、北大哲學系宗教學教授樂峰講述那次會面時，用了這個詞。

　　見面第一句話，毛澤東就說你的書我都看過，“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在毛澤東的批示下，次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其后，他編出《中國哲學史》四卷本，獲得教育部特等獎，長期作為大學教材，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直至臨終，他仍在撰寫《中國佛教史》，此前已完成一至三卷。他在昏迷中還斷斷續續地念叨：“改稿子，300頁”；“大藏經”……

　　任先生個人認為，提出“儒教是宗教”是他最大的學術貢獻。有人評價：“這一判斷改變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看法，是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本來面貌的基礎性理論建樹。”

　　不過，任先生“并不是一味從傳統文化或者封建文化的復位的角度來研究的，而是有著批判精神”。他對教育的看法也是如此，任繼愈托名“科舉”不是單純“復古”，在任先生的心里，科舉的“科”，應該是“科學”的意思，科舉的“舉”，應該是“舉薦人才”的意思。任先生的“科舉”改革，實則是倡導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科學舉薦人才體系”。

　　他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87年到2005年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期間還兼任北大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但他卻建議國家取消“博導”的稱號。

　　陳腐的并不是科舉這個制度

　　我國歷代科舉制度的優劣，任先生一一梳理過：唐朝考詩賦文學；宋朝考議論時政；明清時期考八股。目的是以“求才為本”，考題沒有標準答案，以文章來創造性地闡發主題。后來明清時期的“八股文”之所以名聲不好，就是嚴格要求學生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寫作答題，才走到了選拔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國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鑒我國的科舉考試，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法國、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國家也都確立了現代文官制度，可見這種制度有它的優勢所在。

　　我從事教育幾十年，一輩子一直搞這個，我就眼看著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對。一再說減輕孩子們的負擔，減不下去。咱們的孩子課外閱讀時間是世界上最少的國家之一。

　　在國際上，各種奧林匹克競賽我們都是拿金牌的，可數學家丘成桐說過，數學競賽不會培養出人才來。他是培養做題、解題的能力。這樣子怎么能創造呢？我們一再說創新，培養創新人才，怎么創呢？咱們的教育方法不使他創新，有創新能力施展不開，分數卡得死死的。高考就是指揮棒，高考指揮到高中，高中指揮到初中，初中指揮到小學，一直到幼兒園。以前我們上學的書包一個肩膀就能背，現在兩個肩膀背起來，我掂了掂很重，十好幾斤。有的小孩含著眼淚彈鋼琴真是殘酷，魯迅說“救救孩子”，到現在還沒得救，我說得先救救教育。

　　我們應該學習過去科舉的方式來改革中國的教育。科舉的內容是跟著時代變的。明朝開始，朱元璋開始用八股文考試，內容比較陳腐，但陳腐的并不是科舉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是很先進的，英國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進的，英國人自己說，我是跟中國的科舉學來的，引進來的。書上明明白白說的，美國就學英國。

　　科舉還有一個好處——公平、嚴格。科舉犯的錯誤的這些官，重的營私舞弊的要判死刑，所以把公平看得很重要。皇帝都看重這個事情，唐玄宗沒有機會參加科舉，很羨慕進士，他就在大殿的柱子上，寫貢進士李某某(他自己)。隋煬帝也好文學，他想我要是不當皇帝，考科舉也能考個狀元。曾國藩是進士，是最高級的了，入過翰林院。左宗棠只是個舉人，左宗棠對曾國藩也不服氣，但在這點上不得不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