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在上海開幕的 “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以“技術、社會與考古學”為主題，匯聚來自全球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與重要考古研究成果，集中討論技術如何塑造人類社會、連接區域文明、形成合作與創造的機制。其中來自中國的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和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兩項，入選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展示。

　　其他9項是——

　　中南半島從采獵到農耕轉變復雜性研究

　　中亞絲路高地城市樞紐

　　秘魯納斯卡平原地畫的人工智能識別與景觀再審視

　　穿越火劫的考古揭秘：巴黎圣母院災后新發現

　　拉美西斯神廟的數字化考古研究與發現

　　美索不達米亞北部最早定居狩獵者的新證據：格雷菲拉遺址所揭示的社會組織與公共建筑

　　危地馬拉卡米納爾胡尤瑪雅高地中心

　　大神廟的考古學：揭示特諾奇提特蘭的神圣祭祀中心

　　烏德貝特新石器時代社會：連接非洲與歐洲的橋梁

　　“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賈笑冰團隊牽頭，遼寧、內蒙古、河北三省區考古文博單位和高校共同參與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幾年之中取得了重大收獲，從不同層面展現了紅山社會的發展。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繁榮階段的典型代表，是紅山文化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祭祀禮儀活動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此區域發現了“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墓地，重新啟動的新一輪考古發掘進一步確認“女神廟”所在的第一地點是 6萬平方米的大型臺基建筑群，臺基上多種類型的祭祀活動遺存進一步豐富了其作為祭祀禮儀中心的內涵。

　　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是近年發現并確認的紅山文化遺址，完整規范的積石冢結構、出土玉器的特征都表明，越過燕山到達桑干河流域的人群延續了紅山文化核心區傳統的埋葬方式、用玉規范和祭祀風格。其年代略晚于牛河梁遺址，為認識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發展、探討紅山文化流行的石構遺跡的后續影響提供了新的線索。

　　東山頭遺址、三家東北遺址、元寶山遺址也是新近發現的紅山文化祭祀類遺址，遺址的年代較為相近，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區域社會規范的一致性，為認識紅山文化“統一社會”的特征提供了重要信息。

　　元寶山“北圓南方”的石構遺跡、東山頭遺址發現的石砌祭祀類遺跡進一步豐富了紅山文化祭祀活動的內涵，為認識紅山社會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資料。

　　考古發現的生活居住類遺址、遺跡以房址、灰坑為主，雖然這類遺跡普遍埋藏淺、堆積薄、保存較差，仍然為認識紅山社會的發展與演變提供了重要信息，馬鞍橋山遺址和彩陶坡遺址是其中的代表。

　　馬鞍橋山遺址位于老哈河南岸，屬紅山文化早中期遺址，房址規模相對較小，遺跡也較為分散，但在居住區外側發現了墊土構筑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墊土臺上以各類祭祀遺跡為主，還發現了埋藏有整鹿的祭祀坑。

　　彩陶坡遺址則提供了日常居住區內祭祀活動的線索，結構特殊的超大型房址、房址內出土的蚌龍或許提示著在日常居住區域內祭祀活動的存在。

　　這些新的考古發現擴展了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內涵，共同展現了立體化的復雜社會的圖景，為認識“古國時代”紅山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組織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資料，揭示出中國北方地區社會復雜化的獨特路徑，紅山社會并非簡單向國家形態演進，而是在宗教權威、技術分工與區域網絡中逐步形成文明要素。

　　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從根本上刷新了對商代晚期黃土高原文明進程的認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孫戰偉團隊首次完整揭示了黃土丘陵地區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證明當時本地已存在具有復雜社會結構和精湛技術的高度發達青銅文明。

　　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距黃河約 10公里，地處黃土高原腹心地帶。該區域海拔1200～1400米，黃土堆積厚度 50～70米，無定河、清澗河、北洛河自西向東匯入黃河。作為黃土高原土壤侵蝕最劇烈的區域之一，這里形成溝壑縱橫，梁、峁、塬、蓋相連的典型黃土丘陵地貌。

　　甲骨文及歷史文獻記載，該區域是商代方國分布最為密集地之一，已確認的方國數量多達60余個。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此地區已發現500余件商代青銅器，直觀展現出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引起學界持續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代考古人孜孜以求、不斷探索，先后對綏德薛家渠、清澗李家崖、柳林高紅、清澗辛莊等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初步認識了該區域商代考古學文化面貌特征，辨識確認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李家崖文化。

　　2022年至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寨溝遺址為中心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最終確認一處規模巨大、內涵豐富的商代區域中心聚落，揭示出殷商時期西北地區強盛的方國青銅文化。

　　寨溝遺址以大型夯土建筑為核心，周圍山峁上密集分布著大型墓葬、小型墓墓地、鑄銅遺存、平民活動區等不同功能遺存，范圍約300萬平方米。其規模巨大、遺存豐富、要素齊全，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功能互補”的分布特征。

　　大型夯土建筑坐落于一座獨立塬峁—寨塬蓋上，四周全部為夯土包邊，現存墻體最高達16米，由遠觀之，似一座恢宏的高臺建筑，不僅豐富了先秦時期的建筑類型，更充分展現出當時超強的社會組織能力與建造水平。

　　已發掘的后劉家塔墓地共包含4座墓葬，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大中型豎穴土坑墓3座(M2、M3、M4)。M1、M3、M4木棺之上均發現葬車跡象，M1葬車4輛，M3、M4各隨葬1輛。盡管墓葬曾遭盜擾，仍出土銅、金、玉、陶、石、骨、貝等各類隨葬品200余件，為研究商代方國貴族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

　　寨溝遺址及其周邊已發掘馬車40余輛，是殷墟之外出土馬車數量最多的地區。值得關注的是，瓦窯溝M3出土了一輛雙轅車：雙直轅、平行，前端橫置弓形軛，后端連接橢圓形車輿，轅通長4米，輪距約1.8米。車體木構末端多裝飾青銅器飾件，轅、軨等部位還進行了髹漆處理，制作精美、裝飾考究。這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將我國雙轅車的出現時間向前推進了約1000年。

　　寨溝遺址出土青銅車器有銅軛首、軛足、衡末飾、車鍾、車轄、車軎、車锜飾、銅泡飾等，與殷墟小屯宮殿區出土的車器毫無二致。遺址出土的玉鸚鵡飾、玉獸面、玉圭、骨泡、蚌泡、漆器、龜甲等反映出這里與商王朝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

　　作為文獻記載中的方國遺存，寨溝遺址佐證了商王朝與方國之間密切而復雜的互動關系，生動呈現了商代邊疆動態的政治景觀，揭示了商代“王朝—方國”的政治地理結構和“中原—周邊”的文化互動，為理解商代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考古支撐，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早期中華文明形成模式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