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七個國家均位于亞洲，而中國獨占鰲頭，這恐怕是我們在世界上位列第一的首個重要金融指標。巨額的外匯儲備大大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清償力，提高了中國抵抗外部匯率沖擊的能力，但是過高的外匯儲備也給中國帶來了煩惱。除了外匯占款壓力所造成的國內(nèi)獨立貨幣政策失靈外，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困擾，可能就是匯率風險中的儲備風險。

　　當前，在央行資產(chǎn)負債表上，央行用獲得的外匯購買國外債券造成資產(chǎn)方的外匯債權不斷增加，同時負債方因外匯占款所產(chǎn)生的本幣債務也在不斷增加。我們或許還可以這樣理解，外匯儲備激增的后果就是央行向國內(nèi)借款后轉(zhuǎn)化為美元等外幣放貸給國外。但是國內(nèi)的債務遲早要以本幣進行歸還，而央行收到的債權收入為美元等外幣，這樣就產(chǎn)生了資產(chǎn)與負債的貨幣錯配現(xiàn)象。當央行清償負債的時候需要將收到的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從這個方面看，當前匯率風險隨著外匯儲備的飆升正加速向央行集中。

　　央行在維持匯率基本保持穩(wěn)定的情況下，寄希望于利用以上一系列“藏匯于民”的具體措施來緩解高額外匯儲備。但是在中國出口貿(mào)易增長強勁、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情況下，從到目前為止將近8個月的政策運行情況來看，盡管這些具體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對于降低高額外匯儲備增速仍力不從心。該政策實施后我國的外匯儲備激增現(xiàn)象雖有所緩和卻未得到完全遏制。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外匯儲備并非財政性資金，所以要以財政用途使用外匯儲備時必須采取措施將其轉(zhuǎn)化為財政性資金，而如何轉(zhuǎn)化當前并無定論。因此，央行除了利用“藏匯于民”化解高額外匯儲備外，唯有提高匯率波動幅度放棄外匯市場“出清者”角色。其實，只要央行變被動吸收外匯為主動調(diào)節(jié)，便可以良好地抑制住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但在實施“藏匯于民”后提高匯率彈性又會出現(xiàn)另一個問題，即“藏匯于民”政策又極有可能導致央行的儲備風險向金融機構及個人傳遞，極有可能出現(xiàn)“藏險于民”的狀況，而這將嚴重背離央行制定該政策的初衷。更何況前面已經(jīng)論述匯率波動對進出口貿(mào)易的負面影響，央行想提高匯率彈性談何容易。

　　實際上，無論是“藏匯于民”、“藏匯于銀”還是“藏匯于企”，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機構和個人都已經(jīng)強烈地預期到人民幣的升值，外匯成為了“燙手山芋”。同時因為外匯市場缺乏流動性，同時又沒有良好的避險和投資工具，除非有實際需要，否則大家誰都不愿意將其握在手中。而提高了匯率彈性又會使持匯機構面臨更大的風險，原因就在于我國缺乏規(guī)避匯率風險的機制。央行只有在建立良好的匯率風險規(guī)避機制后，才可以提高匯率彈性，從而促進“藏匯于民”政策的實施以化解外匯儲備風險。

　　首先央行應盡快大力推進利率衍生品市場發(fā)展，提高利率市場化程度，建立完整的、多層次的收益率曲線。同時在當前央行已經(jīng)建立的遠期外匯市場上允許銀行持有外匯負頭寸，提高市場流動性，并進一步豐富外匯衍生品交易品種。在加速構建利率、匯率衍生品市場的同時，逐步提高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波動區(qū)間，并大力推進銀行、券商及保險機構QDII等“藏匯于民”政策的實施。

　　由于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于我國國際貿(mào)易的發(fā)展，匯率調(diào)節(jié)機制長期失靈，造成了我國嚴重的“雙順差”，從而引發(fā)高額外匯儲備。因此央行在應對外匯儲備風險時應該本著主動性、漸進性與可控性的原則，在加快進行利率及匯率衍生品市場建設的同時，逐步提高匯率彈性，大力推行“藏匯于民”政策，三管齊下循序漸進，這樣才是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化險為夷之道。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作者：胡俞越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