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通教寺已經整修一新，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重題了匾額，而且舉行了隆重的“開光”典禮，這使筆者憶起昔日通教寺的興衰來。

　　通教寺是北京頗負勝名比丘尼寺，位于東直門內的北小街。猶記院內有民國37年2月在觀音大士圣誕日由當時主持勝雨立的一座碑，上方篆書“弘法無疆”，碑文題目《中興道教寺碑記》，文載“本寺創建于明，重興于清，及至清末民初，殿宇傾圮，佛像毀壞更不堪言，久絕修道之，可謂不堪設想”，因此“民國31年，進寺化費凈材，遷移住戶，改造大殿，興建念佛堂、講堂、方丈齋堂、大寮等處，復設立八敬學苑，培育僧才，繼而懸掛鐘板并呈文備案，永作十方常住”。由此觀之，衰敗之后的重新興盛是自1942年開始。

　　日本投降后，有個尼僧的姐姐去世后在此超度，筆者有幸往觀，故對寺內重建格局及嚴格寺規略知一二。其中最大的殿是大雄寶殿，據說原殿不大，擴建后能容五百人左右，正中高坐在蓮花上者為釋迦牟尼塑像，足有三米多高；兩側塑像略小，左年輕者為阿難，右稍老者為迦葉。墻壁上刻有三百四十八條戒律。每做法事和超度時都在這里舉行。另有五觀堂，內供奉古方三圣：觀音、文殊和普賢，這里是比丘尼吃飯的地方。筆者嘗問法名能本的“知客僧”，何謂五觀？答曰：一記功多少，量比來處；二存已德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功，貪得為宗；四因是良藥，為了形枯；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而且說，每次吃飯，必想此五條，才能做到“食存五觀，金易化”，否則“三心不了，水難消”。

　　當時因有“八敬學苑”，故有來自各地的尼僧達七十人左右。寺內等級分工嚴格，職最高者稱方丈(亦稱和尚)，能代方丈者稱首座，接待客人者稱知客，管殿堂唱唸者稱維諾，管紀委者稱糾察，管倉庫伙食者稱倉庫使等等。但不管干什么的，對于三百四十八條戒律是必須牢記心頭的，因為她們主張“身交常住，命交龍天”。每日的行動坐臥都有固定時間，絕不許大聲說笑，甚至吃飯時都只能以手勢代說話，如伸食指，要主食；平掌橫掃，要稀粥；沿碗內壁畫圈大小以示食量，不管要多或少，都必須吃完。如有親朋來會，必去二人接待，還只限五分鐘。

　　筆者也曾問及尼僧出家的原因，歸納起來，不外五個方面：有受家庭影響而自愿，有家庭信佛而主動送女兒，有家貧無以為生謀生計，有因家庭婚事苦惱而想擺脫，亦有因久病纏身而尋精神寄托。猶記當時有一通愿法師，乃某省長之女，且是女師大的高材生，就在此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