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圈錢門”事件的張娜拉，在上海舉辦“張娜拉上海媒體懇談會”，與張爸爸一起，對“圈錢事件”進行了澄清，但媒體和網人依舊不為所動，認為她的表情不像道歉，有“嬉皮笑臉”的嫌疑，而且，一邊道歉，還一邊叫屈，把責任推給字幕，一點兒也不誠懇，顯然，張娜拉對“道歉仿真學”的把握還不過關，倉促之間出來面對公眾，果然沒能討好。

　　當然，事情攪起這么大的波瀾，和張娜拉的韓國人身份分不開，在國人心目中，經過《某某時報》過度渲染的韓國人，本來就前科累累，一直存著學者所說的“鄙華緣于文化自卑”的古怪心理，但換一個中國明星這么說，情況是不是會好點？———“我沒錢了就到廣州去演出”，“我沒錢了就到河南去演出”，或者“我沒錢了就到×國去演出”(當然，目前，還沒另外的哪個國家能夠榮任中國明星的撈金地)，一樣是行不通的。這場風波的重點，在于其實誰都不能這么說話，是誰說的是哪國人說的，倒是第二位的影響因素。

　　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喬恩·埃爾斯特曾提出“偽善的教化力量”，他說：“一般而言，聽眾的影響是用理性語言取代利益語言，用激情動機代替公平動機。公眾的存在使純粹個人利益的驅動變得不可能。……偽善的力量是公開性的一種效果。用‘偽善是惡行對美德的敬仰’來形容是非常貼切的。公開性不能消除卑鄙的動機，但可以迫使或誘使演講者將其隱藏起來。”

　　這段話可以有更大的理解，但往小處看，也適用于張娜拉事件。我們的文化有一種習慣，就是必須要把真正的動機隱藏起來，特別是那些與利益有關的動機。比如，人們習慣于在日常交接中，找到一些替代性的說法，去取代那些與利益有關的事物或者動作--菜市場里，人們會說“稱一條魚”，隱蔽地表達“買”的意思。而那些與利益、與欲望有關的動機，更是必須要隱藏的，或者要經過矯飾和偽裝的，“美食”是對食欲的提升和修飾，古代中國人行夫妻大禮，則默念是為了傳宗接代，而現在的所有強制拆遷，都得默念是為了市容、為了規劃、為了祖國建設大業，總之，與錢與欲有關的一切，都不可說，不能說，或經過矯飾之后再說。這不屬于秘而不宣，而基本是明而不宣。

　　沒能洞悉這種偽善的習慣，動不動要表露自己真實動機的，只好去做歌手(上句套用的是小時候經常聆聽的教誨“不好好學習就只好去做××”)，拆遷辦主任之類的職務，想都不要想。

　　-本報特約娛樂評論員 韓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