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振梁自己的話說，他之所以從事體育工作，是“體育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了體育”。1950年大學畢業后到共青團中央工作。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他作為技術干部，又在1952年底調到了當時從事軍工生產的第二機械工業部。

　　1954年底，何振梁被團中央借調前往維也納，參加國際農村青年大會。在途經西伯利亞回來的火車上，他遇到了時任國家體委國際司的副司長張聯華，并在火車上相處了一段日子。那時，國家體委剛建立不久，需要大量干部。張聯華回國后通過榮高棠上報兼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副總理。賀龍寫信給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趙爾陸是賀龍的老部下，沒二話，二機部同意放人。

　　“當時我片面地認為體育大部分時間就是蹦蹦跳跳，沒多大政治意義。”何振梁回憶，剛接到調動通知時，他沮喪過一陣子，“那時人們對國家建設的概念就是直接的工業建設，我是在國防工業戰線工作，政治意義多重大。”

　　何振梁最終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一切服從組織”說服了自己。沒想到，這一干就是一輩子。1994年何振梁從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崗位上退居二線，但仍從事與體育有關的工作，包括兩次參與申奧。經過畢生的工作實踐，他體會到體育工作是人民永遠需要、社會生活不可缺少、具有深遠“政治意義”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