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隊本來的問題是杜伊、福拉多誰是主教練的問題，中日之戰(zhàn)后，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因為是時候讓杜伊和福拉多一起回家了。

　　教練水平的高低，最好的檢驗就是打強隊，特別是打稍高一個檔次的強隊。中韓對抗，中日對抗，正是這樣的檢驗場。韓國足球，日本足球，水平的確在中國足球之上，但當中國隊坐擁主場之利，當韓國隊和日本隊都派出二線陣容、甚至三線陣容出戰(zhàn)時，中國隊并非沒有勝機。

　　勝機何來？關鍵就是中國隊教練能否仔細鉆研對手，揚己之長克彼之短。都說中國隊已經十年不勝日本隊了，但在我的腦海里，有兩場中日之戰(zhàn)印象極為深刻。一是1998年霍頓率領的中國隊在東京2比0擊敗日本隊，二是2005年朱廣滬率領的中國隊在領先兩球的情況下戰(zhàn)平日本隊。

　　這兩場中日之戰(zhàn)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都與主教練的準確用兵有關。霍頓打起了防守反擊，雖然場面極其難看，但利用中國隊快速反擊的特長就能以弱勝強；朱廣滬則是強調緊逼，“要聞到對方的狐臭”，令日本隊極不適應。

　　然而，在杜伊和福拉多身上，我們既看不到他們對中國隊的了解，也看不到他們對對手的鉆研。中國隊一廂情愿地打起了單后腰、雙前鋒的攻勢足球，中場既沒有控球組織的技術能力，又主動放棄了防守的厚度和強度，完全不符合中國隊的實際情況。在臨場調度上更是連續(xù)出錯，先后把最有威脅的球員換下了場，致使三條線完全脫節(jié)。

　　韓日兩隊都是在狀態(tài)極其糟糕、人員極其不整的情況下參加這屆比賽的，中國隊在場面、實力占優(yōu)的情況下輸球，主教練難辭其咎。必須指出的是，福拉多只是站在杜伊身旁的一個傀儡，杜伊所謂的“血性”足球才是中國隊的直接敗因。盲目樂觀的去打所謂的“血性”足球、攻勢足球，而且以犧牲防守力量為代價，只是杜伊個人足球哲學的一種賭博，中國隊不應無端地成為犧牲品。

　　相比伊麗莎白在中國女足，中國男足更有急迫的換帥要求。男足既有奧運會、又有世界杯的任務，杜伊、福拉多這對奇怪的前南組合，如果連他們的前任霍頓、米盧、哈恩、朱廣滬都遠遠不如，那么也該退出歷史舞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