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臺聯的邀請下，黃埔校友及后代們，參觀了位于北京前門的臺灣會館。臺灣會館始建于1890年前后，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早在 清朝康熙年間，就陸續有臺灣人到北京參加會試。為了讓赴京趕考的臺灣學子有個落腳的地方，一位臺灣進士興建了這個會館，從此，這里就成為臺灣同胞在北京聚 首的場所。

　　在參觀臺灣會館時，我們遇到了一位老人。她專心地觀看圖片展覽，仔細閱讀文字解說，還不時地與講解員交流展覽的內容。她，就是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

　　在北京市臺聯的邀請下，黃埔校友及后代們，參觀了位于北京前門的臺灣會館。臺灣會館始建于1890年前后，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早在 清朝康熙年間，就陸續有臺灣人到北京參加會試。為了讓赴京趕考的臺灣學子有個落腳的地方，一位臺灣進士興建了這個會館，從此，這里就成為臺灣同胞在北京聚 首的場所。

　　在參觀臺灣會館時，我們遇到了一位老人。她專心地觀看圖片展覽，仔細閱讀文字解說，還不時地與講解員交流展覽的內容。她，就是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

　　周秉德正在觀看的展覽，叫做“在北京的臺灣人”，這個展覽展示了1949年以來，最重要的16位臺灣人士，從臺灣共產黨的創始人謝雪紅，到 現任的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反映了臺灣人士在北京的發展脈絡。周秉德告訴記者，這些人里，她和不少人都見過面，有些還很熟悉。

　　周秉德：林麗韞過去的時候，她給我伯父周恩來都做過翻譯，日語翻譯，對日語是很熟的。所以后來她看見我以后也特別高興，我們有時候在一起碰到了還一塊兒拍個照。

　　周秉德：蔡嘯他原來是軍人，他在做空軍工程學院的時候在西安，是我老頭的領導。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交往，我跟他沒有直接的，但是我經常會聽我老伴沈云華說他非常好，很好的一個領導。

　　周秉德：林毅夫，咱們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聰明的，很有經濟頭腦的人。從臺灣回到國內來也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是黃埔出身，我們有時候，我 們黃埔后代聚會的時候他會參加。比如兩會，他也是政協委員，兩會的時候，一起這些人聚會一下，他會參加。他去美國赴任以前我們在一個桌吃飯，還拍過照。是 很了不起的人。

　　記者：這里面您認識不少人。

　　周秉德：認識幾個，不是很多。但是反正看了以后都還知道，很親切，也覺得臺胞發揮作用還是挺大的，各個方面都有他們的影響。

　　周秉德告訴記者，她與臺灣的淵源，始于她是黃埔人的后代。由于這個身份，她經常要參加兩岸交流的活動，也因此認識了許多臺灣的朋友。而她與黃埔結下緣分，則是因為她的伯父——周恩來。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之后，同年7月，人在巴黎的周恩來接到通知，被派往黃埔。那時他只有26歲，正在巴黎進行革命工作。周秉德說，一聽 說要去黃埔軍校任教，周恩來十分興奮，想趕快回到國內開展工作。但是當時他連回國的路費都沒有。于是，就發生了這么一段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周秉德：　我伯母跟我談起他回國的這個事還說起來，說他當時本來國內的中央告訴他，等著把游費，旅費給他寄過去以后他再回來，但是他已經出 去了三年多了，在歐洲做了各種考察，然后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了很多的工人運動等等，學生運動他都有參與，做了很多社會調查，他很急于想回到國內來， 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沒等著旅費寄過來，就急急忙忙離開了法國。在離開法國的時候他沒有錢，就“烤黃魚”過來的，我伯母告訴我，他是“烤黃魚”過來 的。就是沒有正式的艙位，就在一個輪船最底下艙，很熱很熱，很悶的，沒有正式艙位，不是正式艙位的那種地方，很受苦，很艱難回到國內的。

　　來到黃埔軍校之后，周恩來迅速熟悉環境，并于1924年11月擔任學校的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與其它學校不同的一點，就在于它把政治教育放 在首要地位。然而在此之前，政治部卻被認為是一個“空架子”，幾乎沒有什么政治工作可言。周恩來的到來，就像為這個死氣沉沉的部門打了一針興奮劑。

　　周秉德：回來以后，他確實跟前面的政治部主任大不一樣，馬上就重新調整了機構，怎么樣能夠做得更好，他就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像辦板報， 辦刊物、雜志，然后讓大家練歌，還組織了一個劇社，大家演一些現代戲，因為當時沒有現在咱們那么好的傳媒、宣傳的方式。所以通過演戲、話劇來做些形象的宣 傳是很起作用的。

　　在短短幾個月中，周恩來將政治部的各個組織機構全部建立了起來，擔負起全校的政治學習、訓練和宣傳任務，學校的教育成果得到進一步加強。正 因為這樣，以黃埔學生為骨干建立起的黃埔軍，在政治素質上比其它軍隊都要高出一籌，成為一支所向披靡的力量，在之后的歷次戰役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5年，為討伐叛亂軍閥陳炯明，革命軍進行了兩次東征，其中以黃埔一期、二期學員為主力組成的黃埔學生軍，英勇善戰、不怕犧牲，在戰斗 中發揮了先鋒骨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黃埔學生軍嚴格遵守紀律不擾民，因此獲得了很好的口碑，老百姓也愿意給他們幫助和支持。

　　周秉德：我們既然是為老百姓，他們能夠有幸福的生活去戰斗，因此我們一定不能擾民。買東西必須要付錢，借了東西一定要還，住到哪兒離開的時 候要打掃衛生。不能夠強拉夫，不能夠用空頭的軍票，那就是空頭支票了，我給你個軍票，要你兩頭豬，那都不行，必須得給人家付錢。

　　所以當時粵東的老百姓看了這個軍隊很奇怪，而且是耳目一新，覺得這樣的軍隊確實給我們老百姓做事，要打倒軍閥，去推翻列強的欺壓，所以他們就很擁護這個軍隊，給這個軍隊東征的勝利做了很好的輔助工作。

　　國民革命軍通過兩次東征，統一了廣東全境，為后來的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在戰斗中，黃埔學生軍雖然損傷慘重，但是獲得了寶貴的實戰經驗，這是他們在日常的訓練中體會不到的。

　　1926年，周恩來離開廣州前往上海，結束了他在黃埔軍校的工作。但是他和黃埔的緣分并沒有就此停止，甚至可以說貫穿了他的一生。在 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中央派周恩來等人去西安與蔣介石談判。當時場面十分緊張，但是周恩來的一句話，讓整個氣氛都緩和了 下來。

　　周秉德：周恩來一進門就說，蔣先生，咱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可比原來顯得蒼老了，這一說蔣介石就放松下來了，點點頭，嘆口氣，他說：恩 來，你是我的學生，你應該聽我的話。就這樣講，周恩來馬上就說，剛才我說的那些話。你只要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光是我周恩來可以聽你的話，我們 整個紅軍都可以聽你的指揮。我們就是要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這個是先提條件，這個也能夠得到應允。后來證明也確實是如此。

　　同是黃埔人的經歷，讓對話有了平臺，也為國共接下來的合作開了個好頭。周秉德說，周恩來十分重視在黃埔的這一段經歷。在他的一生當中，都和黃埔師生保持著聯絡，雖然其間也遇到各種困難，但他們的情誼并沒有因此而變質。

　　周秉德：他和黃埔師生的關系一直都是很好，互相有溝通。在抗日時期，有的時候他有些危難的時候，有些過去黃埔的老師、教官或者是學生，一看到他，馬上就給他解圍，就幫助他能夠突破危險，把他能夠比較安全解救出來，這種事情也是發生了不少的。

　　在解放以后，他很多次請黃埔的同學見面，特別是得到特赦的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把他們請到頤和園，一塊兒散步，一塊兒聊天，請他們一起吃飯。

　　在伯父周恩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周秉德對黃埔也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她不但主動去學習和研究黃埔的歷史，還積極參加與黃埔有關的活動。 2010年在臺灣舉辦的首屆“中山 黃埔　兩岸情”論壇，周秉德應邀出席并講話。那是她第一次到臺灣，也是第一次與這么多的兩岸黃埔人接觸。那次論壇給她留下了不同尋常的印象。

　　周秉德：大家一起談的時候都是非常的熱烈，很親切，都覺得好像沒有任何隔閡了，都是一家子，天下黃埔是一家嘛，就覺得都是一家人一樣。有很 多人都說，一個謝晉元的兒子在那兒，有一個人一聽說他是謝晉元的兒子，他說我當年就在謝晉元領導下打仗的，我是他的連長還是什么，這樣一談，他們互相的距 離馬上就拉很近了，完全沒有隔閡的。

　　在國民黨的空軍有一些中將還是什么的，就很自然談到說，大陸往臺灣去的一些宣傳，一些內容，有一些地方應該怎么樣更符合臺灣人接受的程度和他的思維方式。還做一些建議，就是很親切。

　　2010年的這次論壇，不僅在兩岸的黃埔人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吸引了臺灣媒體和民眾的目光。周秉德說，得到這么大的關注，讓她感到意外和始料不及。

　　周秉德：101大樓我們去的時候挺有意思的，我進去看了，都在最上邊，比較高層去看，看了呢，從這個門走到那個門，中間有一個保安在那兒站著，結果我從那兒一過，他就說，周女士好，我嚇一跳。我說你認識我，他說昨天晚上我在電視里邊看到你開會了。

　　首屆“中山 黃埔　兩岸情”論壇的成功舉辦，讓兩岸黃埔人都感到興奮。2011年6月6日，第二屆論壇在各方的努力和支持下，在北京開幕，為兩岸黃埔人再次搭建起溝通的平臺。

　　論壇結束之后，來賓們開了一場溫馨的聯歡會。6月6日正值端午佳節，這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節日。兩岸黃埔人歡聚一堂，唱起了再熟悉不過的《中 華民族頌》。歌聲響徹禮堂，擊打在每個人的心上，也仿佛穿透歷史的長河，述說著遙遠的故事。而兩岸同胞剪不斷的情意，也化作歷史的音符，融化在每一句真摯 的歌聲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