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陜西籍工人張國和龍曉偉，因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綁架，在2008年一度成為國際、國內各媒體頻繁關注的對象。2009年，這兩個名字又一次出現在諸多媒體的顯要位置。自從被安全營救歸國后，兩人因工資待遇、醫療費用和經濟、精神賠償等問題無法解決，將“老東家”告上了法庭。

　　他們熬過了艱難困苦，經歷了生死關頭，為何又拿起法律武器堅決地和原來的“老東家”對簿公堂？

　　2009年12月29日，此案在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開審。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像龍曉偉和張國兩人在國外遭受人身財產損害的情況，還沒有判例。因此，此案的審理不僅關乎龍曉偉和張國兩人的命運，還將對目前我國數十萬境外務工人員權益維護產生影響，同時也將“如何保護海外務工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這一問題再次擺到了臺前……

　　張國、龍曉偉兩人靜靜地站在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門口等待開庭通知，他們的父母和妻子也一齊陪同前來。

　　從二百公里外的寶雞家鄉趕來的龍曉偉，右小腿處還有六塊鋼板，走起路來有些踉蹌。張國在西安剛找到一份新工作。與幾個月前相比，兩人的氣色和精神狀態都好了許多。

　　這是2009年最后一個周五，距他們從巴基斯坦被解救回國已過去了將近一年。

　　受困工人歸來遇冷落

　　2008年5月，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聘用龍曉偉、張國為公司員工。包括他們在內，西安江博公司派往巴基斯坦的這一批員工共有8人，皆從事通訊基站土建工程督導工作，整個通訊基站建設則是中興通訊承包巴基斯坦電信運營商的項目。

　　龍曉偉和張國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經過短暫的技術培訓后，開始從事通訊基站土建工程督導工作。幾個月后，即2008年8月27日，兩人在工作返回途中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綁架，隨身攜帶的數碼相機、手機及現金等全部被搶走。

　　此后，兩人被關押在塔利班控制區的一處民房里。關押期間，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每天吃的是一片玉米餅、一個生洋蔥，飲用水靠收集雨水，還時常受到生命威脅。不甘受擺布的兩個年輕人在10月15日趁夜逃跑。結果張國成功逃出，龍曉偉則墜落山崖致右腳骨折，又被塔利班抓回。直到2009年2月15日，在中、巴兩國政府共同努力下，龍曉偉才成功獲救。

　　從險境中安全歸來，本應該受到特別的安撫，但在張國、龍曉偉兩人看來，后來的一系列糾紛卻使他們仍處在煎熬之中。

　　由于被關押期間和逃跑過程中的極度緊張和恐懼，先期歸國的張國一直精神抑郁，情緒反常，經醫院診斷為“創傷后精神障礙”。回到西安住院治療的龍曉偉經診斷，右腳踝關節脫位，右側腓骨下段骨折。由于傷勢屬于陳舊性骨傷，骨痂形成畸形愈合，還需較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

　　張國對記者說，他回國后西安江博公司立即結算了工資。他向公司咨詢社保及人身意外保險手續時，公司總經理張建科生硬地表示，根據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至回國之日止，工資結算以后雙方沒有任何法律關系……張國拿到結算的幾萬元工資后被拒之門外。醫保、人身保險和一大堆受傷治療費票據的報銷，也沒有了下文。

　　隨后回國的龍曉偉很快也遇到了類似張國的遭遇。龍曉偉回國時右腳骨折，回西安治療期間所有費用全部由西安江博公司承擔。但是，關于下一步的醫療費用和工資結算、社保金、人身保險等費用，公司和他之間也發生了矛盾。

　　2009年6月12日，張國、龍曉偉以克扣工資、違法解除合同，未辦社保及賠償履行合同過程中造成的損害等為由，起訴西安江博公司、中興通訊公司。

　　龍曉偉、張國訴請被告分別補發拖欠和克扣的工資，并相應支付拖欠、克扣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支付違法終止(解除)合同的賠償金，賠償因履行勞動合同而遭受的損失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金等，數額分別為132萬余元和92萬余元；并要求被告為兩人補繳養老、失業、醫療等社保費用。

　　勞動爭議中可否存在精神賠償

　　龍曉偉、張國的訴訟請求中，精神損害賠償各為50萬元。

　　他們認為，中興公司安保措施不到位，在危險地區建設項目作業未遵從大使館指令行動、未按規定在巴當地警方備案。中興公司發現危險跡象曾一度撤離工作區域，但在危險警報未解除的情況下擅自作業，使得他們作為第一批員工受上級指令重返工作區后，就發生了綁架事件。因此，中興公司難辭其咎。

　　那么，勞動爭議中可否存在精神賠償？

　　中興通訊公司及西安江博公司代理人認為，龍曉偉和張國遭遇劫持，確實給其帶來了人身損害或經濟損失，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對當事人的精神造成損害，但目前我國只有民法通則對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作出了規定，而勞動法及相關法規、政策對這一內容并沒有明確規定，原告方的請求沒有法律依據。

　　“勞動法處在民法體系之中，遵從民法‘法不禁止即許可’的法治原則，勞動法律規范至今沒有禁止或限制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因單位嚴重過錯致遭受損害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求償權。”龍曉偉和張國的代理律師楊軍認為，原告的精神損害結果確實存在，且與對方當事人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它與勞動爭議案密不可分。

　　楊軍說，無論是中興通訊還是西安江博公司，在施工期間明知有巴基斯坦外交部多次發布警示和中國駐巴使館通告的情況下，未向大使館備案登記，未通知當地軍、警部門提供保護，貿然指派兩原告前往危險地帶(當期禁止外國人進入)工作，違反了當地“制度”和“法令”，造成了嚴重后果，其過錯極為明顯、嚴重，故其應承擔原告訴求的法律責任。

　　楊軍認為，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第十七條明確規定，既要保護外派勞動者的人身安全也要保護其財產安全，這是區別于內國勞動法律規范的規定，表明了訴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合理性。

　　對此，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郭升選認為，物的賠償可以計算，對人身的保護實難量化。因此，在勞動爭議中主張精神賠償符合民法的“填平原則”，即對因過錯導致的損失應給予全部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