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已經被工程管理局確定為‘危橋’的轉移橋梁重建工作，是否就要被這樣擱置下去呢？”記者問。

　　“目前來看，地方上也只有這樣了。”

　　“一些橋已經這么危險，出了問題怎么辦？”

　　對于記者的這一問題，杜明新尷尬一笑給予了回答。

　　該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國家的投資政策本身需要完善，對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比例分配也要考慮地方實際，“碰到這種情況，我們也很為難，但這是制度性問題，基層根本沒辦法解決，也許只有等到真正出了事才會有人重視。”

　　該人士舉例，在分蓄洪區一處危險堤段中有3處險段，根據劃撥的經費，只夠修一處，結果另兩處就擱置了好幾年，“這樣的修法那還不是修了等于沒修。”

　　記者在前往群合村時發現，路面上密密麻麻布滿上百個幾十厘米的土坑，汽車一路在顛簸中前行。

　　當地村民反映，村民進村幾公里長的泥結碎石路是與橋一起修的，不過兩三年，因為“修得太簡單，只有兩三厘米厚的一層水泥灰石”，有的地方下場雨就被澆開了。

　　然而，針對荊江分蓄洪區工程管理局總工程師徐星華關于“馬市橋可以考慮建在楊潭村，但取名必須為馬市橋”的說法，易軍表示，按照國家規定，如果這樣做肯定是違規行為，屬于挪用資金，國家的投入必須用在該用的地方，“買青菜的錢不可能讓你去買蘿卜。”

　　“合情不合法。”當地一名觀察人士分析，地方管理局屬于系統垂直管理，本身也要協調與當地的關系，一些不為規定認可的東西，也有可能是照顧了當地的實際，更應該反思的是政策層面本身。

　　記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