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因燃放煙花爆竹導致人員傷亡、火災火險、垃圾成堆、空氣污染、噪音擾民等早已不是新聞，今年同樣也不例外，北京市情況亦然。近日，《新京報》連續發表文章，有人或提出強調文明燃放是公民的責任，或提出“禁改限”改為“限改禁”。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還需要強調的是：事關煙花爆竹處，政府就不能缺位。

　　當然，政府部門也有苦衷，因為公民春節期間非法燃放煙花爆竹的現象大面積、全天候存在，所以即使投入大量人、財、物(包括出動大批警察)，也無法有效阻止此類現象發生。但事實上，政府完全可在如下方面發揮自己的“在位”功能，進而因燃放煙花爆竹而出現的事故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一是依靠社會力量。無論是中國傳統社會還是西方現代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都存在著一個由諸多社會組織或公民團體構成的社會場域，從而使社會能夠進行必要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長期以來，一則是政府與公民高度統合，中國社會場域欠發達；二則是既有的社會組織，其功能尚待發揮。就燃放煙花爆竹而言，政府完全可以激活或創新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等社會組織的有關功能，并動員其他社會人員如兒童、家長等積極參與，從而形成民眾自查自糾、自我管理的有序局面。

　　二是管控重點環節。煙花爆竹本身存在不少安全方面的隱患，比如引信長短、爆炸威力、散射程度等，這些都需要有嚴密的科學論證和嚴格的質量標準，所以政府理應加強煙花爆竹生產等諸多環節的監管力度。與此同時，政府應該組織學校、電臺、電視臺、報紙、網絡、海報等進行多途徑、大幅度、長時間的安全燃放教育，而不是臨時抱佛腳地皆是提醒一下了之。

　　三是改進燃放思維。因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事故，往往發生在公民個人身上。在國慶、元旦或其他重大節慶時刻，政府往往組織大規模的公共性煙花爆竹燃放———西方人在過圣誕節時也是如此，為何就不能在春節時也拿出一定的錢、財、物組織公共性的燃放呢？這樣既能減少事故，又能增加與民同樂的氛圍，何樂而不為呢？此外，不能籠統規定燃放地區，而應具體規定燃放地點，堅決杜絕有人將竹竿伸出窗口就燃放鞭炮等現象。近年來興起了電子鞭炮，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對兒童而言尤其適宜。

　　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燃放固然是公民的責任，但卻不宜給“不文明燃放”扣上“自由”侵犯“秩序”的大帽子，而且自由也好秩序也罷，都是需要對公民進行教育和由政府實施保障的。

　　□王達三(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