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在召開的全國公安機關經偵系統執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說，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各級公安經偵部門對涉嫌犯罪企業的正常經營賬戶、資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12月24日《京華時報》)

　　對企業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無疑就是金融海嘯情境下的一種執法調整，是旨在最大程度降低執法可能帶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來間接促進社會的穩定。可見，這樣執法調整本身含著一定的制度善意。但是，這又并不能遮蔽它在法律理念上存在的某種悖謬，很容易引起公眾對執法品質的懷疑與叩問。

　　畢竟，在一個講求法治的時代，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法律要被真正信仰，就應該不論在何時何地，都必須保證其權威與公信，不會隨意降低自身的品格，更不能隨意賜予某些特定群體以豁免權。對企業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很顯然，就是從執法對象的層面，把這個群體剝離出來，這樣一來，就自然容易讓其他群體產生在法律上的“相對剝奪感”。

　　這種在法律上的“相對剝奪感”，與社會經濟領域的那種剝奪感，其實有著類似的特質屬性。說到底，都是一種“現實與期待的負面差距”，即當公眾發現在法律面前，自己遠不如像企業高管這樣的參照群體，他們就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在法律上的“被剝奪”與“被拋棄”。特別是，近年來，一些警察濫權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公民被隨意錯誤地拘留、逮捕。在這樣的執法背景下，出現僅僅對某一群體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自然就會讓公眾覺得自己在法律上與特定的參照群體的差距越大，即“被剝奪”得更多、更厲害，進而懷疑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基本理念。

　　其實，慎用拘留逮捕措施，本身也體現了一定的執法理性與人文關懷。而要想讓這樣的理性釋放出最大的法治價值與人文價值，就不應僅僅將之局限于某個精英群體，而應該進行普遍的輻射，來讓全體公眾受惠。對任何公民來說，只要不符合必須拘留逮捕的條件，就應該讓他們享有法律賦予的人身自由權利。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社會，保證公民“免于恐懼的自由”，應該成為公權部門與每一個普遍公民的自覺追求。(單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