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家媒體報道，4年前，劣質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陽爆發，一批官員被問責。如今，多數問責官員重獲要職。

　　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新聞了，從“彭水詩案”的主角藍慶華復出平調至重慶市統計局任職，到遼寧西豐縣派人進京抓記者案的指揮者張志國復出，再到今天“大頭娃娃”事件的被問責者，一茬接著一茬，官員們就像不倒翁一樣，一巴掌拍下去，一會兒他們又晃悠回來了，異地當官，級別也基本不變。我有一種擔心，國家制定的官員問責制度，最終會不會變成另一種“漲價聽證”呢？想當年，價格聽證制度初建立時，輿論也是一片歡呼，但一場場聽證會辦下來，民間對聽證會有了一個別稱：漲價聽證會。庶民們還是只有“打醬油”的份。

　　有一句話叫：魔鬼都在細節里。價格聽證最后淪為了替漲價背書的過場戲，原因就在于其制度設計中，沒有能夠在細節上確保庶民們的聽證權力，實際操作中聽證代表都是被“上面”選定的。官員問責制度里也有類似的問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中關于干部復出的相關規定為：領導干部辭職后，三年內不得到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經營性事業單位和社會中介組織任職；不得從事或者代理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經商及企業活動。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以及自愿辭去領導職務的干部，根據辭職原因、個人條件、工作需要等情況予以適當安排。

　　這樣的規定未免失之于模糊，我以為，應該明確規定，視相關問責事件中該干部的責任大小，分別確定復出年限及級別。事實上，在相關問責事件中，各被問責官員的責任大小不可能完全一樣。有的官員只是剛調到任上，問題常常是前任積累下來，突然爆發了。有的官員則可能是官僚作風，不作為。有的官員更可能為欺下瞞上，玩忽職守。事件爆發時，因為要負領導責任，相關官員同時被問責是合理的。但是，在復出問題上如果這幾種情況(當然肯定還有更多更復雜的情況)同樣對待，就不妥了。

　　我并不認為，一旦出了事，所有的被問責官員就不得再復出，那不合情理。但毫無疑問，出了事后，問題嚴重程度不同的官員應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如降不同的級別復出等。有一些行為特別惡劣的官員，更應該終身不得復出！

　　官員問責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為了通過懲罰來警示官員們，要在平時工作中盡忠職守。如果被問責官員最后基本都能異地當官，級別也基本不變，那官員問責制度最后還能留下多少警示效用呢？民眾最后也會對此制度失去信心，就像對價格聽證制度那樣，這是很危險的。

　　(河南 樂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