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你是說城市的功能實在是太簡單了，就業也不在這個地方，所以攤大餅似的城市如果這么發展的話會有什么問題？

　　王軍：

　　那必然就是交通擁堵，再一個時間段內，大家集體的進城、出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主持人：

　　如果這種規劃方式不改變的話，那么就是限行或者是限停能有根本的作用嗎？

　　王軍：

　　對，這是一個戰略選擇，剛才大家都談到很多交通方式的選擇，那是一個技術問題，那么誠實的交通應該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就是戰略層面，就是城市應該平衡地發展，盡可能推進一個地區的功能的混合，不能這個地方就是睡覺，那個地方就是上班，應該能夠他就近的居住，就近的就業，這是一個應該在城市規劃和戰略方面就應該來考慮的問題，第二個層面就是技術層面。

　　主持人：

　　好的，謝謝王軍，它從戰略的這個方式談出了城市將來在規劃中需要考慮的問題，那么他談到技術層面，還有一個剛才在兩限之外的還有一限，叫“限牌”，但是這個說法是有很多爭議的，我們可以來看一個PPT。

　　我們先看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劉小明有過一個說法，“正在研究制訂對新增機動車調控的辦法。”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限一些牌照，車進來的就比較少。但是很快發改委就有一個說法“不控制機動車量，限牌措施不合適。同樣是政府部門，同樣是公共事務管理者，兩個不同的聲音您怎么看？

　　王錫鋅：

　　這兩個不同的聲音首先我們注意到它來自兩個不同的部門，一個是交通主管部門，另外一個是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戰略主管部門，當然兩個部門講話有不同的出發點。

　　主持人：

　　訴求不一樣。

　　王錫鋅：

　　當然你應該看到，還有一個時間方面的差異，中間可能是涉及到我們現在都在討論的金融危機問題。原來交通委主任說了，我們必須要從需求管理這個角度來對整個交通做一個宏觀上的規劃，所謂需求管理就是我要在總量上，我要在你存量的使用上都要進行管理，那么可能涉及到所謂的車牌的年度指標控制。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們發改委的副主任講了，我們不要做這種控制，事實上就在釋放信號，但是民眾會非常困惑，相隔時間這么短，同樣是政府的兩個部門，釋放出兩個截然相反的信號，這表明了我們在共政策整個醞釀制定的過程中，在議程的設定上，在話語權上，公眾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城市，剛才專家談到了，這也是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到底進行總量上的控制還是技術上的控制，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政府應該有它的聲音，但是我們現在政府有不同的聲音，部門有不同的聲音，公眾的聲音在哪里？

　　主持人：

　　您為什么強調這一個？

　　王錫鋅：

　　因為城市是公眾的，剛才我們講到整個誠實的戰略功能規劃，當然這個可能現在我們再談起來，談到北京這樣一個已經是一個超級城市現狀的時候，我們再講一個城市的功能調整，現在如果不是說不可能的話，至少也可以說是代價極其昂貴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問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始終我們看到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在為大家烤面包。

　　主持人：

　　這是什么問題呢，也許他會覺得說，我就作為一個政府的行政部門，我有資源，我有專家，我有技術，我去制定，這有什么問題？

　　王錫鋅：

　　專家、資源、技術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時候，我們在考慮公共資源的時候，我們所講的科學性有時候可以從技術的角度來解釋，但是也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不民主的政策也許不會是科學的。

　　主持人：

　　真的嗎？也許有人會覺得，老百姓擁有什么呢？就是常識，常識能夠判斷規劃這么科學的問題嗎？

　　王錫鋅：

　　他們知道需求，城市必須要考慮民眾的需求，比如我們說生活在天通苑，生活在回龍觀，生活在通州的這些人，誰去了解他們的需求，他們自己最清楚，而他們屬于城市的共同體，他們應該釋放他們的需求，他們對于這種城市功能規劃設計上，如果在事先有很多這樣一種意見的表達，那么我想我們誠實的功能規劃可能會更好一些，同樣，在這個總量限制上，如果我們今天大家都為這個城市的交通在設想，這一點是很好的，但是專家說說話了，官員說話了，屬于不同階層的這樣一種公眾也應該有他們的聲音。

　　主持人：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城市的規劃是大廳當中放著一個規劃的圖，像是一種展示，一種成果的展示，而不是說讓公眾參與進來來決策。

　　王錫鋅：

　　對，這就是在我們整個城市規劃決策，整個領域，我們過去強調專家的決策，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剛才所說的并不是說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決策，本身有問題，而是我們必須看到，所有的科學決策，如果純粹從技術角度來說，它可能是看起來很美，但是我們要強調一點，城市以及城市的一些基本問題，像交通的問題，最終的需求者，最終的評判者應該是公眾。

　　主持人：

　　但很多人擔心說，老百姓都參與進來會吵得一塌糊涂，沒有辦法決策，沒效率了。

　　王錫鋅：

　　所以我們強調有序的參與，有時候吵的一塌糊涂，我們不能證明說參與本身有了問題，而是參與的游戲規則出了問題。比如說你通過一種適度的組織化，那么我們使不同的，比如通過社區，利用我們現在的街道，通過我們現有的這樣一些已經出現的基層組織，民間組織，可以將聲音進行過濾，可以將聲音進行集中，然后傳遞到決策者那里，這樣，聲音經過過濾，經過細化以后，精細化以后，它提供了很多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民眾真正的需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