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到來了。對“網絡時代”這個名詞無論你是贊同欣賞，還是鄙夷憤怒無奈，它都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十年前，一位學長很實在地對我說，一個中國人要想邁進新世紀，必須盡快學會三樣東西：電腦、汽車、外語。現在看來，學長的話絕對現實。為什么？電腦意味著信息的擴大，汽車意味著加大生活半徑，外語則意味著交流數量與質量的增大與提高。

　　曾記否，中國人近乎狂熱地追捧過《第三次浪潮》。那本書中就對信息網絡時代的到來做過逼真的描述。前些時候，人們又都以某種贊許的口吻在推介一本美國記者寫的書《世界是平的》。此書也是在講網絡時代把世界弄成了一個平臺。盡管這本書的敘述有點啰嗦。

　　那么，這個網絡時代對中國的發展又意味著什么呢？我不準備講述它所帶來的物質利益和物質財富，因為事實上中國已經把實現信息化與工業化定為“國策”。我更不準備說它會讓多少人瞬間成名、一夜暴富，因為這是IT老板和軟件設計師津津樂道的話題。

　　我只想說說網絡時代與公眾的民意表達之間的關系：網絡為公眾的民意表達提供了一個無限廣闊的平臺，為公眾參與社會建設提供了N多機會，為一個民主平等的公民社會創造了前提條件。

　　從中國近期出現并得以查處的“華南虎假照”案、三鹿奶粉案和山西婁煩尖山鐵礦“8·1”特大事故案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到，網絡助推著公眾的民意表達，而民意表達又使事件的曝光變得不可避免，對其處理也變得透明、“零距離”并得以深化。在強大的網絡信息時代，在洶涌的公眾民意表達面前，官官相護的官場潛規則動搖了，森嚴的等級不見了，少數人曾經獨占的信息資源消失了，話語權的相對平等實現了。于是，瞞報的瞞不住，想拖的拖不了，想回避的回避不成，網絡時代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公眾的民意表達，從而也就使公眾多年以來對平等話語權的追求出現了轉折的新契機。這在許多人看來，大概就是民主之光吧。

　　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筒單。由于網絡本身的虛擬性、無障礙性和網民的非真實性所產生的極大包容，也就必然出現了某種良莠不齊、真偽難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復雜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在網絡中的某些不健康內容上，更重要的是它在無形中助長了公眾的非理性思維，助長了民意表達中的非理性部分，以致顯露出一種非理性的端倪，甚至是有違于民主精神的所謂“多數人精神暴力”的傾向。

　　一位年近七旬的影評家在他的博客中就某一影視作品和其中的某位影星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做了一點點批評，用哲學的語言這叫做“一分為二”。可悲的是，這篇立論有據、頗具文采的文章，其跟帖竟會是一片譴責，甚至是肆無忌憚地破口大罵，指責作者為何攻擊人們心目中的“影星”？！老學者為此欲哭無淚，問我這些謾罵者是否看懂了他的文章？

　　這僅是一個斯文掃地的小例子。影評家與網民的較量，就像讓兩個不同重量級的選手湊在一起打了場莫名其妙的拳擊賽一樣。其混亂可笑的場面應責怪誰呢？尊尊長者？野蠻小子？還是比賽規則？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以正義面貌出現的中國網絡上的“人肉搜索”。它正義著，也偏激著。它揮舞著道德之劍，也砍殺著人的隱私權，這樣“人肉搜索”就成了一把雙刃劍。它在劍鋒所指人間丑惡的同時也在突破著法律甚至是道德底線。可見，民意表達中的這種非理性成分，在網絡時代所提供的話語平臺上，既呈現出言論自由的民主色彩，也表現出法治缺乏和道德缺失的不良傾向。我認為，這種狀況必須予以重視和警覺。

　　網絡時代為中國的民意表達開創了極其寬廣的天地。它對于及時迅達地反映民間疾苦、政策時效，特別是官員的優劣有著相當正面的作用。各級決策部門如果忽視了這條把握民情、國情的重要渠道，將會犯下極大的錯誤。與此同時，應該明白：通過網絡了解中國的民意表達也存在著局限性。在了解民情、國情、政情方面，網絡不能取代實地調查更不能替代政策研究和戰略思索。而在其他方面，如文化建設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對網絡中所表達的民意則更應區分良莠，加以慎重的判別與選擇。(白云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