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政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時評，正在成為一種腦殘文體》，文章說：“一輪時評熱潮結束，大家很快地又撲向了下一個熱點。如此這番又來一輪，一年一年就這么過去了，思想依舊在原地踏步。時評，如今不僅成為了一種腦殘文體，而且塑造著一種腦殘邏輯。讀者面前堆滿了文字，卻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至此，筆者讀明白了葉匡政先生為何會語時評為“腦殘”，因在其看來，時評是思想的原地踏步，沒有提供給讀者思想的出路。

　　對此種斷言，筆者很是疑惑。就簡單舉幾個例子吧。讀者應當都還記憶猶新，諸如許霆案、華南虎照案、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甚至最新的杭州地鐵施工安全事故事件……難道這些不都是時評之熱點嗎？難道期間就真的沒有哪怕是點滴的思想進步或者說是思想的出路嗎？

　　在筆者看來，時評首先并非是思想者而應當是公民發言。換句話說，除思想之外，公眾之表達更是時評根本之職責和功能承載。

　　從公眾表達言，情緒性、非理性之色彩原本就是公共輿論場域中的自然存在。對此，為何不能給予必要的寬容？難道有誰就一定有權利要求公眾的表達只能是思想探索。不是說一時代、一社會不需要思想的探索，然而，難道其必須是時評之選擇？在筆者看來，如是，則無疑意味著“思想精英”對公眾樸素話語權利的一次不無陰謀意味的剝奪。

　　不可否認，就國內時評界的整體面貌而言，的確存在著某種魚龍混雜的現象，然而也正是這種泥沙俱下的時評潮，使公眾的話語權得到了其實是很有限的實現。值得警惕和反思的是，長期以來始終有些人，雖然一方面高喊民主和言論自由，一方面卻滿腦子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識，因而總是熱衷于對公眾進行所謂的思想啟蒙。然而究其實，卻正是欲以“啟蒙”的名義行思想教化之實。

　　啟蒙乃理性的運用，且這種運用應當是公眾自己的運用。如果思想精英僅僅熱衷于領袖思想，教化公眾，而不屑對公眾的表達權利給予必要的尊重，忽視了公眾最為樸素的利益訴求，只是高談不知從哪兒販賣來的空洞思想，注定只能孤芳自賞自哀自憐。(田繼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