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安，這兩年我們的非警務活動比較多，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比如，遇到群體事件就出動警察，這種“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們去做。我計算過，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我們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5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甕安被免職的公安局局長申貴榮近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不斷向記者訴苦。

　　甕安事件由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正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說，背后有深層次的原因。當地公安機關威信掃地，警民關系高度緊張，恐怕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公安機關何以威信掃地？

　　甕安公安機關威信掃地，原因恐怕是復雜的。當地社會治安混亂，大家覺得社會不穩定，覺得公安人員沒出息，這應當是群眾生怨的直接原因。遭免職的公安局局長申貴榮在甕安的6年里，正是當地各種矛盾沖突最為密集爆發的6年。治警不力、工作失職是威信掃地的主要原因，但我們不能因此忽視申貴榮的訴苦。這訴苦盡管有為自己辯白的成分，但同時也透露出一個值得警惕的信息：非警務活動過多引發警民沖突頻發。

　　申貴榮“訴”的恐怕不只是甕安公安機關之“苦”。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從事非警務活動的情況相當普遍，什么催糧派款、督促計劃生育、設卡收稅等，時常看到警察的身影。借用民警參與執法，成了一些職能部門工作方法的首選。為什么一些職能部門喜歡聯合警察執法，實際上這是利用警察的權威嚇唬、強迫群眾。不少地方政府把公安機關看作某一政策措施或工作貫徹落實的有力保障，認為只要公安機關一出馬，一切問題都能“擺平”，因此動輒要求公安機關出面。

　　值得警惕的是，職能部門聯合警察執法最容易導致違法事件發生。職能部門執法無可厚非，但執法必須在法律明文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職權。但一些職能部門因為聯合了公安機關，覺得有后盾可以依靠，就失去了守法的理性和做思想工作的耐性。執法過程中，職能部門的工作不到位，不細致，與群眾的沖突再所難免。等一出事，公安機關就被推上第一線，結果導致群眾對公安機關意見很大。職能部門執法錯誤往往使公安機關受到牽連，要知道一次錯誤的執法，其危害要遠遠超出十次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形象不好，很大一部分屬于地方政府和官員把派出所變成了鄉鎮政府的保安隊。

　　公安機關從事非警務活動，除了公安人員自身的素質問題，更涉及公安體制問題。公安機關的經費主要來自地方政府，公安機關為了維護地方關系，也就不顧上級“三令五申”，參與大量非警務活動。

　　公安機關參與大量非警務活動，經常使自己處于兩難境地：不聽從地方政府的指揮，就難以處理好與地方的關系。聽從地方政府指揮，參與非警務活動，特別是不按法律規定履行職責的警務活動，不但分散了有限的警力，而且有損警民關系。所以，我們不能忽視甕安被免職公安局局長申貴榮的訴苦，有關部門應當聽一聽他的辯白，對公安工作的職責和權力的重新限定，使公安機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李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