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怎么想到練書法？

　　何：有時候想到一些事，心里很難受，很浮躁。練練書法，感覺有寄托，能平靜心情。

　　新京報：會讀一些書嗎？

　　何：我經常看《民主與法制》，還有一些雜文。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新京報：在獄里還在繼續申訴？

　　何：基本上每個月都在寫，有時一個月能寫好幾遍，申訴現在是支撐我的一個信念。我還不斷給報社和電臺寫信，希望他們能幫助我，讓我的案子重新審判。

　　新京報：自己覺得可能性大嗎？

　　何：一般終審的案子要重判很難，但是我一定會堅持。我沒罪，不應該在獄里呆這么多年。

　　新京報：人生最好的幾年在獄里度過，這種情緒怎么來排解？

　　何：這是一個太沉重的問題，我一般都避免去想，陷到這種情緒里會非常難受。如果實在不能不去想的話，我就看看那些40多歲被判了無期的人，他們的人生比我的還沒有希望。

　　和許霆案比，我的要輕一些

　　新京報：你當初是怎么知道許霆這個案子的？

　　何：我是聽收音機聽到的。那時候許霆一審下來判的無期徒刑，和我一樣。我覺得他的案子和我的很像，就一直非常關注，天天聽收音機。

　　新京報：想到他的案子會對自己的案子產生影響嗎？

　　何：我想也許會的，畢竟這個案子在審理中，如果二審的結果改變，也許我的結果也能改變。

　　新京報：你覺得你和許霆的案子誰更嚴重？

　　何：我的要輕一些。第一，我把錢還了。第二，我沒有想過要逃跑。從這兩點來說，我比他要輕。

　　新京報：前些天聽到許霆案子二審被判5年，是什么樣的感覺？

　　何：說實在話，失望大于興奮。

　　失望的是，為什么我的案子發生在幾年前，為什么我的案子發生在云南。如果我的案子也是現在，也發生在廣東，我就不用坐這么多年的牢。

　　新京報：為什么這么想？你覺得許霆案子最后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何：我覺得，一是他的案子在廣東，那邊經濟發達，對事物的接受能力快。另外一個，是輿論環境的影響，最終他的案子能夠改判。

　　新京報：他從無期到5年，是不是也讓你看到了希望？

　　何：其實5年也不會讓我太驚訝。在其他地方也有一個案子，那個人被判了10年，只有我是無期徒刑。有時候會覺得太不公平，為什么偏偏我是無期徒刑。

　　新京報：這個案子之后，你還做過什么？

　　何：我給報道許霆案子的廣播電臺寫了一封信。信不是為我一個人寫的，我把我們三個人的案子都寫了一下。我們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都很年輕，年輕的時候難免把握不了。我在信里希望銀行能夠不要再出這樣的錯，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能夠以我們為教訓。

　　新京報：現在你對自己案子重審，抱的希望大嗎？

　　何：我只能說是喜憂參半。喜是因為許霆案讓我這個案子重新被人關注，憂是覺得也許一切沒有那么容易改變。

　　現在最難熬，希望很強烈卻又怕失望

　　新京報：你在獄里最難熬的是哪個階段？

　　何：最難熬就是現在。現在知道了許霆案的結果，以前沒有那么強烈的希望�，F在這個希望越來越強烈，但是又怕會有更大的失望。

　　新京報：由于在監獄里表現好，你現在已經從無期減到了14年半，想過出獄以后的生活嗎？

　　何：出獄以后，我應該會做點小生意，學點法律上的東西。把自己的書法練下去，好好生活。

　　新京報：你現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何：出獄以后好好孝敬父母，他們為我吃了很多苦。

　　新京報：如果是刑滿出獄，還會繼續申訴嗎？

　　何：我會的。我會要一個公正的說法，只不過可能不會像在獄里這樣花那么多時間。畢竟，我出去之后還要生活。

　　新京報：你媽媽說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何：我一點都不聰明，從那件事情上說，我是一個最愚蠢的人。

　　新京報：現在重新回想當時，你是不是寧愿沒有去那臺取款機？

　　何：如果回到當時，我肯定會選擇另外一種方法去處理這件事情。我會主動把錢交給銀行，這樣我不僅不會犯法，還會得到獎勵。我是個農村孩子，我需要那種獎勵，那對我很重要。

　　新京報：這個案子，對你人生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何：剛上大學就發生了這件事，我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等我出去，已經30多歲了。我沒有機會去接觸這個社會，給我最大的人生改變就是，讓我失去了這個機會。

　　新京報：會想起以前的校園生活嗎？

　　何：我的同學有的會給我寫信，我很少回，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們當了警察，如果沒有出事，我會和他們一樣。但是，現在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本報記者 張寒 云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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