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法制辦2月25日發出通知，就《保安服務管理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條例明確規定，保安員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違法搜查他人身體，不得扣押、沒收他人證件、財物。(2月26日《華商報》)

　　毫無疑問，就是沒有這些條例，保安同樣沒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違法搜查他人身體等那些權力，絕大多數保安在經公安部門培訓階段就深知這樣的權責界限。

　　問題在于，現實中的一些保安常常扮演著一些單位的“家丁”角色，沖在違法乃至犯法的前面。一旦東窗事發，保安又往往被迫充當倒霉的“替罪羊”角色，輕者被開除辭退，重者鋃鐺入獄。

　　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家丁”還是“替罪羊”，絕大多數時候并非保安主觀上有意為之。保安并非天生就“作惡多端”，他們的行為舉動更多地來自于背后用工單位的強力驅趕。之所以稱之為強力，是因為用工單位死死攥著他們飯碗的“命門”，而這個飯碗的保障性往往僅僅取決于負責人的一句話或者一個閃念，這也是保安整個行業的真正軟肋所在。

　　不錯，新條例中規定，“保安員有權拒絕執行保安從業單位或者客戶的違法指令。保安從業單位不得因保安員不執行其違法指令而解除與保安員的勞動合同。”但在現實當中，對許多用工單位來講，找個碴裁個人還不是什么難事，幾乎也不用承擔什么責任和增加太大的成本。

　　保安如果既要遵守法規，又不至于丟掉飯碗，出臺法規加強保障是必要的。不過，大量現實事例表明，保安單靠自己的單打獨斗，就是躲過了初一，也難熬過十五。對保安職業行為的界定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賦予他們捍衛自己職業的抗辯權，甚至可以考慮提高用工單位違規辭退保安的成本費用。只有當保安不受用工單位的違法唆使，真正挺直腰桿走向職業化，這個群體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家丁”和“替罪羊”的悲劇角色。(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