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表評論 勞工維權NGO
“現(xiàn)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他們習慣于稱乎自己為“勞工維權NGO”。
一個事實是，在珠三角，打工者中心只是眾多專門為打工者維權的民間組織中的一個。黃巖介紹，這類專為農(nóng)民工維權的民間組織，發(fā)端在上個世紀。
1998年8月，一位四川保安、28歲的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了珠三角第一個打工者維權機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經(jīng)營范圍是文書處理。但實質(zhì)上，該服務部主要是幫助工傷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并收取一定的費用。
畢業(yè)于華南師大的曾飛洋，于1999年接手了“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并完成了向非贏利機構的轉(zhuǎn)型，“工傷個案越做越多，我們越有名，求助就越多。”
2001年開始，曾飛洋在個案的基礎上，開始對農(nóng)民工做一些普法工作，以講課為主。在申請到德國的一個基金后，服務部的活動得以開展壯大。
曾飛洋與中山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合作，組織開放式的課堂，最多的一次，有300多個農(nóng)民工參加。“工人討論最多的是勞動權利，工資和加班費。”曾飛洋介紹，當?shù)赜欣习鍖Υ撕苡幸庖姡缮媪嘶顒樱_放式講座被迫中止。
2003年，“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建立社區(qū)工人中心，開始進行工傷者的探訪，以及個案的輔導。
就在曾飛洋完成轉(zhuǎn)型的同時，江蘇揚州人景祥來到深圳打拼，他在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邊上的賓館住著，看到每天到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來求助的工人都排著長隊。
“我跟他們聊天，發(fā)覺他們?nèi)狈镜姆沙ＷR，我想幫助他們。”熱衷于行動的景祥開始對農(nóng)民工進行個例幫助。在對“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參觀后，他停止了自己從事的裝修工作，成立了“珠江工友”，全職投入到農(nóng)民工的維權工作當中。
“現(xiàn)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曾飛洋介紹。作為最早的從業(yè)者，他對此領域十分熟悉，他們習慣于稱呼自己為“勞工維權NGO”，意思是非官方而且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
而在珠三角做調(diào)研的新加坡國內(nèi)大學的博士生和經(jīng)緯得到的數(shù)字則是50余家。和也意識到，在這類維權組織中，既有曾飛洋這樣的專職人士，也有黃慶南這樣出身工人的民間草莽，還有景祥這樣的原來與工人無關的行動主義者。
“此類維權機構之所以在珠三角出現(xiàn)，是有深刻原因的。”劉開明表示，珠三角的經(jīng)濟活動90%都是市場經(jīng)濟運行，是中國市場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而市場經(jīng)濟所需要的法治與良治(good governance)，并沒有像香港與新加坡那樣建立起來，所以工人權利受損壞非常嚴重，沖突顯現(xiàn)。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的勞動爭議案，廣東要占到全國的40%，光深圳就占到20%。”劉認為，另一個原因是，4000萬外來人口的利益與本地人的利益的不一致，政府更多維護的是本地人口的利益，他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改變。“這樣就形成了維權的市場。”
艱難現(xiàn)狀
相對于資金問題，這些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更擔憂的是政府的不理解。身份也難在一朝一夕解決。
除了“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吸引到來自德國的基金外，其余類似的維權機構，幾乎都存在海外資金的背景。但即便如此，他們的運營依然捉襟見肘。
“此類維權組織都會存在資金上的困難。”劉開明介紹，國內(nèi)沒有這方面的資金來源，而99%的外國政府與NGO投放到中國的資金，都由政府或政府掌控的機構來分配，“只有不到1%流入民間，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艾滋病、環(huán)保、扶貧，勞工維權的只占極小部分。”
記者走訪的維權機構中，所有的辦公條件都比較惡劣，地點都設在租金便宜的居民樓或偏僻的小店面內(nèi)。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只有一臺電腦，是供工友學習用的。“11月14日有人來砸店的時候，幸虧有個工友用身體擋住了電腦，那伙人沒有發(fā)現(xiàn)，才保住了。”工作人員林衛(wèi)華指著藏在樓梯后的舊電腦說，這是整個中心最值錢的家當。
曾飛洋介紹，他申請到基金約在一年50萬人民幣，而景祥表示他申請到的更少，很不夠用。“我們現(xiàn)在都是工商注冊，沒有辦法向社會募捐和接受捐助。卻還要交稅。”這些機構都沒有錢做廣告，靠的往往是工人間的口碑相傳。
深圳寶安區(qū)“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負責人張治儒解決資金問題的辦法是有選擇的接一些個案，做收費的公民代理。但其他的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普遍不認同這種模式，他們認為收費有悖維權的本質(zhì)。
數(shù)名維權組織的負責人都稱，房東受到了壓力，要求他們搬離辦公地點。
相對于資金問題，這些勞工維權組織更擔憂的是政府的不理解。
除了曾飛洋、景祥這樣的免費給工傷者做個案，珠三角還廣泛存在著收費的公民代理。由于一些公民代理存在一些不規(guī)范的問題，珠三角一些地區(qū)出臺地方規(guī)定，限制公民代理權。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勞動、地稅、工商、城管等八個部門聯(lián)手，打擊“黑律師”，矛頭直指活躍在當?shù)氐摹肮翊怼薄Ｓ捎谟械膭诠ぞS權組織常常給一些工人做維權的個案輔導，甚至幫著出庭，因此包括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在內(nèi)，部分維權組織也被列為“黑律師窩點”。對此，黃慶南感覺委屈：“我們其實從來不做個案，免費的都不做，更不要說收費的了。”
上個星期，景祥幫一個工傷七級的工友準備勞動仲裁，到了開庭時，以朋友身份，仲裁庭不讓他做代理，只能旁聽，景祥出示了免費代理的協(xié)議，可仲裁庭還是不讓。“一些工人的表達能力、對法律的理解都有問題，找人做代理是沒有辦法的事，為什么不讓找？那些收費的代理出了問題，自然有相關部門去處理，為什么要限制公民的天然權利。”景祥很不理解。
“廠里可以隨便找個經(jīng)理什么的做代理，工人卻不可以。”張治儒也很不理解這些規(guī)定，但他比較靈活，掛靠了一個律師事務所，他們做前期的準備，出庭時讓有執(zhí)照的律師出庭，“但這就要給律所費用了。”
而這一切，都是源于身份問題。
“工商注冊對我們來說很荒謬，不但無法籌資，還要交稅。”景祥說找不到部門來掛靠。
同樣為了取得民間組織的注冊，曾飛洋找過工會、共青團、勞動、民政、司法部門，希望能夠掛靠在這些官方機構下面，但沒有一家愿意。他很清楚，由于我國還沒有《社團法》，NGO的正常注冊一般來說不太可能，“取得合法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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