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23時30分許，廣東省中山市公安局民警和治保員在圍捕兩名盜竊犯罪嫌疑人時，遭到兩人持刀襲擊，多人被砍傷。其中一民警的手臂被砍斷。民警在鳴槍無效的情況下果斷開槍，犯罪嫌疑人佟某虎被民警當場擊斃。據另一犯罪嫌疑人交代，兩人當晚共盜竊近50米長的電線。對民警當場擊斃犯罪嫌疑人，不少人提出了質疑，指責民警防衛過當，而公安大學一位教授則稱“警察遇襲開槍屬正當防衛”。

　　筆者充分注意到了爭議雙方的依據和理由。質疑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只盜竊了50米電線，罪不該死，民警不應將其當場擊斃。而公安大學教授則援引了刑法和專門規范警察使用武器的相關條例來證明警察防衛的正當性。表面上看，質疑者的觀點合情合理，而支持者的觀點也有法有據。但深入分析，都各有其片面性，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以犯罪嫌疑人盜竊物品不多為由質疑民警將其當場擊斃，明顯是一種誤解，是對嫌疑人行為性質的錯誤判斷。當兩盜竊分子持刀行兇拒捕時，其行為性質就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盜竊分子拒絕抓捕，當場使用暴力的行為，依據刑法已經由盜竊演變為搶劫了，應當以搶劫罪論處，而對搶劫犯罪的定罪量刑是不受搶劫金錢和物品的數額多少影響的。另一方面，兩犯罪嫌疑人的暴力拒捕行為已不單純是為了逃脫抓捕和逃避制裁，而且事實上演變為主動行兇傷人的嚴重傷害事件了。在民警和治安人員已受到犯罪嫌疑人嚴重人身傷害，并面臨更大的人身傷害威脅之時，警察有責任也有義務采取正當防衛行為，在鳴槍警告無效的情況下選擇開槍是完全正確的。

　　那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開槍就一定要“擊斃”嗎？這是警察正當防衛的限度問題，也是討論警察當場擊斃事件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因為道理很簡單，證明開槍是必要的和合法的，并不等于“當場擊斃”也是必需的和合理的。

　　不可否認，刑法規定的正當防衛規定同樣適用于人民警察。刑法有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意思是說，當盜竊犯罪嫌疑人持刀襲擊民警并砍傷民警的暴力行兇行為正在進行時，民警使用槍支擊斃犯罪嫌疑人符合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無需考慮限度問題。筆者對此卻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筆者認為，我們不能孤立地理解刑法的這個條款。事實上，對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正當防衛行為，我國法律還有特殊的要求和特別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在“總則”部分明確規定了警察使用武器的原則，要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應當以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盡量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為原則”(第四條)。事實上，公安部等五部委發布的關于人民警察執行任務中實行正當防衛問題的文件也明確規定了正當防衛的限度，即“使正在進行不法侵害行為的人喪失侵害能力或者中止侵害行為”。這說明，警察在使用武器進行正當防衛，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時，法律要求與普通公眾是有所不同的。用這個原則來衡量“開槍擊斃”，恐怕在程度上就存在問題了。

　　以前述案件為例，警察與犯罪嫌疑人近在咫尺，它說明警察開槍擊中的準確率是很高的，一般不會出現錯誤或擊空，那么，警察為什么不能向非要害部位開槍，而非要一槍斃命呢？難道非要當場擊斃才能制止違法犯罪行為嗎？顯然，在這里，我們不能以警察開槍的合法性來掩蓋當場擊斃的非法性，這兩者并非同一層面的問題而是行為與結果的關系。“可以開槍”決不能等同于“可以開槍擊斃”。基于“中止犯罪”目的的“可以開槍”，與以中止罪犯性命的“開槍擊斃”之間，必須加以嚴格區分和限制。

　　作者：山東政法學院法學副教授 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