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說，近日《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提交省十屆人大常委會28次會議審議，委員們覺得原有的2倍征收社會撫養費難遏富人超生，擬成倍提高繳費標準：違法多生育一個子女的，按照發現違法生育行為上年度總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重婚生育或與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按照6至8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個的，依次增加3至5倍征收。而一些地方對富人的重罰已經利劍出鞘：浙江樂清依法對當地一個超生的私營企業主包某征收社會撫養費101萬元；安徽也對一個私營企業老板征收了6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網絡上對于這種重罰一片叫好，認為就是要通過這種“重罰”將富人罰得傾家蕩產，而且只有這種天價處罰才能遏制富人超生。而諸多媒體評論卻反對這種重罰，認為重罰對于富人是一種不平等，憑什么窮人罰得少而富人罰得多，這不是一種“多數人暴力”嗎？這兩派似是而非的看法，真是讓我們“亂花漸欲迷人眼”。

　　而我的看法是，“重罰”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所謂的重罰，如果簡單從具體數額上講，對一個年收入50萬元的超生富人征收100萬元與對一個年收入為1萬元的窮人征收2萬元，這100萬相對于2萬元來說，當然是重罰了；但是，如果考慮到對富人是征收年收入的2倍，對窮人也是征收年收入的2倍，那么這100萬元就談不上是重罰。因為，如果說100萬元對于富人來說太重了，但2萬元錢對于窮人來說不也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嗎？所以，我不認為這種因為按一定的比例對于富人征收社會撫養費造成總體數額更多，就是“重罰”，這其實只是一種“比例罰”———按照你的財產、收入的比例來進行“處罰”。這種比例罰在許多國家的刑法中都有規定，比如對于某種犯罪行為要處以一定的罰金，那么這種罰金就不是像我們國家一樣規定繳一定的數額，比如說要處1萬元罰金，所有的人都是繳1萬元罰金；而是按照你的財產和收入，處以一定比例罰金，比如處以10%的罰金，那么有100萬元財產的人要繳10萬元，有10萬元財產的人繳1萬元的罰金。甚至在法庭允許犯罪嫌疑人保釋而在要求他們交保釋金上，我們也能看到這種按財產比例繳收：富人繳得多，窮人繳得少。

　　這種“比例罰”似乎在人與人之間帶來不平等，同樣一件事情，為什么窮人處罰的實際數額更少，而富人處罰的實際數額更多？但這種表面上的形式不平等，實際上卻蘊藏著實質意義上的平等。因為，法律處罰具有兩個功能：一是懲罰，二是預防。從懲罰上講，如果對于窮人與富人的具體數額都一樣，那么可能對于窮人是一種懲罰而對于富人卻不是———窮人損失1萬元錢與富人損失1萬元錢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樣；從預防功能上講，富人如果只是交與窮人一樣固定多的錢，那他就完全可以滿不在乎，因為這些錢根本不足以觸動他，他可以繼續不斷地違法。所以，在社會撫養費征收問題上，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進行征收，我以為就是一種平等的對待，正如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上，我們不可能對所有的人都征收同樣數額的稅收，而是按照其收入的比例進行征收，甚至還遠遠超出比例征收，進行累進征收———收入越高，征收的比例越大。

　　當然，有人會說，就是按收入的比例征收，也無法完全遏制富人超生。我承認這個現象是存在的，正如我們再規定嚴厲的刑罰，總有人鋌而走險要殺人越貨。但是，創造財富的過程畢竟是一個辛苦的過程，相信每個人都會珍惜自身的財富，所以，這種比例征收能起到相當的作用。(作者：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