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案背后的利益糾葛

　　屈存璽并不回避提出罷免丁冰人大代表職務的直接動因是“與開發商的矛盾越來越激化”，而按照蘭群的說法是“提升業主維權的高度”。另一位業委會委員張桂鳳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一位業主當初買房子就是為了落戶天津，孩子參加高考可以降100多分。可是現在沒有房產證落不了戶，只好回原籍參加高考。”

　　“去年我們成立了業委會，維權不再單兵作戰。”屈存璽扳起指頭數起開發商的“罪狀”來：“原來規劃建學校的地方，被開發商建了三座小高層，三棟樓的業主至今也沒拿到房產證；規劃的下沉式廣場至今沒有蹤影；只裝了一個監控探頭，不過是個擺設。”

　　“266戶業主集體狀告開發商違約！”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代理該案的天津炳盛律師事務所主任何磊至今仍感到驚心動魄，“河東區法院雖然支持了業主的部分訴訟請求，但獲賠有限，多的1000多元，少的幾百元。”

　　目前，已有160多位業主提出上訴，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正在審理中。

　　二審期間，業主們提出了罷免案。“有些問題責任也不在開發商。”劉晶杰舉例說：“臨時電的問題業主反映比較集中，但當時由于河東區市政配套設施還不完善，小區用電要從8.7公里外的河北區引進電源，中間要經過7條市級管道、14條區級管道、2個自由市場，光引電我們就花了900多萬元。有些問題有一些客觀因素。”

　　如何實現選民的罷免權

　　“按照現代民主理論，罷免權與選舉權是不可分割的，選舉權體現的是如何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而罷免權體現的是如何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沒有罷免權，選舉權的實現就不真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天津罷免人大代表案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啟動罷免程序。按照選舉法的規定，選民只要在提出罷免請求時寫明罷免理由，并有原選區50名以上選民簽名(罷免鄉級代表是30名以上選民聯名提出書面罷免要求)，那么就應該啟動罷免程序。是否能罷免，最終的決定權在原選區的選民，超過半數的選民通過就罷免成功，否則罷免失敗。”

　　這位專家分析說：“第二種可能就是不符合法定人數，不能啟動罷免程序。但如何處理此類情況，選舉法和代表法并沒有規定。我認為可能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人大常委會駁回選民的罷免請求，二是讓選民主動撤回罷免請求。從天津這個個案來看，有可能是有關部門協調后，房產證下發，解決選民提出的問題，然后再通過做工作，讓選民主動撤回罷免案。”

　　而屈存璽認為：“只要是河東區的選民，都應該有權對河東區人大代表提出罷免建議。”

　　“外選區的選民應該有建議罷免權。”蘭群舉例說，天津大學原校長單平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時，就是有關部門建議天津市人大罷免的，既然一個單位和組織可以建議罷免，那么小區業委會也應該有罷免建議權。

　　“關于罷免建議權，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卻經常使用。譬如，紀委、檢察院可以就涉嫌違法犯罪人員，建議各級人大罷免這些人員的代表職務。”全國人大常委會這位專家認為：“一般情況下，間接選舉的代表比較容易罷免成功，因為按照選舉法規定，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罷免案由人大常委會啟動、審議和表決。而直接選舉的代表，即使有關機關提出了罷免建議，也需要原選區50名以上選民聯名提出書面罷免要求(罷免鄉級代表是30名以上選民聯名提出書面罷免要求)才能啟動罷免程序，同時還需要原選區過半數選民通過才能罷免成功。”

　　這位專家舉例說：2005年，湖南省衡南縣人大代表陸魏源因賭博被抓，衡陽市紀委建議“依法罷免其縣人大代表職務”，但原選區只有13個選民聯名遞交了要求罷免其代表職務的書面報告，沒達到法定人數，罷免案流產。

　　余波：天津人大制定的條例受到挑戰

　　星河花園住宅小區業主李高翎是一位高級工程師，自認為對“天津市房地產行業的法律法規非常熟悉”。4月7日，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到了合同約定的交房日，我發現小區的配套設施還沒有搞好，更沒有準住證，這些商品房還不具備交房條件。我等了一年多，開發商仍遲遲拿不出準住證，我父親都79歲了，這個房子就是為父母買來養老的，無奈之下領取了房屋鑰匙。”

　　拿到鑰匙10天后，李高翎將開發商告上法庭，索賠違約金7萬多元。讓李高翎吃驚的是，河東區法院判她敗訴。記者看到了去年1月17日下發的這份判決書。法院認為，雖然開發商未按照《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條例》的規定領取住宅商品房準住證，但天津市人大制定的這個條例是下位法，而全國人大制定的《建筑法》是上位法，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而《建筑法》規定，建筑工程竣工經驗收格后即可交付使用，而沒有規定準住證制度，所以李高翎敗訴。李上訴后，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維持原判。

　　輸了官司的李高翎感到非常氣憤，她拿著《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條例》去找天津市建委討說法。“天津市人大制定的這個條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就實施了，天津市建委為此還制定了具體、詳細的實施細則：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在交付使用前，均應當按規定領取新建住宅商品房準許交付使用證；對未取得準住證的商品房，不得交付使用，購房人有權拒絕入住。”“天津市人大制定的法規在法院這里形同虛設，這讓我們無所適從。”隨后，李高翎寫了一封信，分別寄給天津市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

　　天津市建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對記者說：“我認為法院是胡判！這樣的案例把整個天津房地產市場給搞亂了。天津市人大的權威也讓法院給丟盡了。”實際上，天津市人大也在關注此案。“我們的立法沒有問題，也不違反立法法。而是法院的判決有問題。”天津市人大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天津的這個案例與前幾年河南洛陽發生的案子“幾乎一模一樣”。不同的是，洛陽市中級法院的法官在判決書中認定，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款無效，而天津的法官“比較聰明”，沒直接在判決書中說天津的條例與《建筑法》相沖突的條款無效。

　　據悉，“挑戰”地方法規的案例已經引起了天津市人大領導的高度關注。目前，天津市人大已向最高法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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