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動了孔子，還是讓孔子動了

　　美國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F·V·哈耶克對一個國家的經(jīng)典重述說過一段很深刻的話：

　　“舊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對人的心智的支配，就必須根據(jù)當下的語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們在過去對舊真理所做的最為有效的表述，已日漸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確的意義。盡管這些舊真理賴以為基礎(chǔ)的理念的確當性一如往昔，但其語詞(甚至當它們指涉的依舊是我們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時)卻已不再傳送它往昔的信念；其論辯的情境也不為我們所知悉；而且它們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幾乎無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自由秩序原理》導論)。

　　德國解釋學大師迦達默爾也說過類似的意思：“人的語言性與在解釋學問題的歷史發(fā)展中發(fā)生的事情平行發(fā)生。它是在處理要求翻譯的成文的傳統(tǒng)時發(fā)生的，因為傳統(tǒng)由于時間距離、文字的固定性、永久性事物的嚴格慣性這些因素而同當前發(fā)生了疏遠。”(《哲學解釋學》)

　　這就是說，一個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或經(jīng)典作家不論多么偉大，在當代條件下，都是冷漠的，束之高閣的，或者說是“死”的，除非用當代語言和概念讓它“復活”。有人說，后古希臘時代的所有西方哲學，都可以被看成是古希臘哲學在不同時代的注腳，是有道理的。由孔子原創(chuàng)的儒家舊有真理，在宋明兩代被周張程朱陸王諸大師用當時的語言和概念予以解釋和重述后，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續(xù)。當代新儒家，比如熊十力和牟中三，試圖用佛教和西方原理及方法對儒家和新儒家思想加以解釋和重構(gòu)，雖然不能說十分成功，但拉近了它與當代生活的距離，則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不管多么偉大的傳統(tǒng)學說，都不一定能完全在當代“復活”。拿孔子來說，能夠復活的，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仁”，用當代語言加以重述，就是“人道主義”，不能復活的可能是他的用家庭法則規(guī)范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構(gòu)想；能夠復活的是作為生活導師和政治哲學家的孔子，不能復活的是作為等級制度和家長制度看門人的孔子。一句話，能夠復活的是心性儒學，難以復活的是政治儒學。如果說，孔子是一頭巨象，對孔子采取什么態(tài)度，完全取決于你摸到了這頭象的什么部分和你對這個部分的偏好程度。

　　偏好“大一統(tǒng)”天朝政治的人，比如蔣慶、趙汀陽，摸到了作為政治儒學的象鼻子，就像兩年沒有上街的小盲童，一下摸到了一串糖葫蘆，高興得跳了起來：“哎呀呀，咱們的糖葫蘆就是比麥當勞好吃呀！”其實，他的口袋里只有1塊錢，買不起麥當勞。為了證明自己不吃麥當勞不是因為窮，最好是指出麥當勞根本就不是個玩意兒。

　　“民主的結(jié)果是不自然的，是暗示的結(jié)果。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么中國沒有產(chǎn)生民主觀念，因為中國哲學已經(jīng)直接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問題。對中國缺乏民主觀念的指控是沒有意義的，是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不理解。”(趙汀陽：《天下體系》導論)

　　極其討厭“大一統(tǒng)”政治的黎鳴兄也摸到了政治儒學的象鼻子，驚叫道：“孔子原來就是這么個圓滾滾、粘糊糊的東西呀，真惡心！”

　　“孔夫子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他在自己所有的博客里振臂高呼。

　　就在他們抓住孔子的象鼻子或罵或嘆時，于丹卻摸到了這頭大象柔軟的腹部，她告訴人們：“孔子是樸素、厚實而溫暖的。”

　　迦達默爾說：“解釋學的出發(fā)點是構(gòu)筑橋梁，在過去中重新發(fā)現(xiàn)最好的東西。”

　　在對《論語》的解釋上，我以為于丹做到了這一點。她的演講所獲得的廣泛而熱烈的反應(yīng)表明，她重新發(fā)現(xiàn)了那個萬世師表的孔子，并且在人們心中喚醒了他，這是近代以來所有熱愛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沒有做到的，更不用說那幾個寫檄文的博士了。因為于丹，孔子帶著他的《論語》走進了千家萬戶，與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傾心交談。

　　當然，于丹對《論語》的解讀并非盡善盡美，她畢竟不是古典文獻專家，也不是思維縝密的學者。她的章節(jié)設(shè)計交叉重疊，甚至可以說邏輯混亂，把“人生之道”與“交友之道”、“處世之道”并列，就是一例。按邏輯講，“人生之道”包含了除了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外的所有生活道理，并且與處世之道重疊，處世包括處己、處人(包含交友)和處事，從人生中扣除掉這“三處”，還剩下什么？至于對《論語》原文的誤讀更是不勝枚舉，其中受到詬病最多的恐怕是她對這段話的解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把“民信之矣”的“信”解釋為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仰，這就是本末倒置了。孔子這里講的是統(tǒng)治者要“取信于民”，要獲得老百姓的信任，主動的一方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因為子貢問的是如何從政。

　　不過，誤讀或誤解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東西，它有時還是發(fā)現(xiàn)真理的后窗。迦達默爾說：“不能把避免誤解看作是解釋學的特殊任務(wù)。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只有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才使進入異己世界的冒險成為可能，才使從異己世界中找出一些東西成為可能，從而才可能擴大、豐富我們自己關(guān)于世界的經(jīng)驗。”

　　于丹《＜論語＞心得》數(shù)百萬冊的發(fā)行量，表明她獲得了這種“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她進入被徐晉如們認為是自己世界的“異己世界”的冒險，也并不是空手而歸，她找到了一些東西，讓千百萬讀者感到溫暖的東西。

　　10個博士拿于丹和飯島愛相比，這不僅是對一個人的不尊重，也是對孔子的褻瀆。因為于丹向人們展示的并不是自己的魅力，而是孔子的魅力。

　　于丹動了孔子，也讓孔子動了起來，當然，是她發(fā)現(xiàn)的那個孔子。 (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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