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辦理一起傷害致死案時，錯誤拘捕4名青少年學生，直到真兇被抓才重獲自由。目前此案已被安徽省公安廳認定為錯案。警方稱，4名無辜者在一起案件中同時被當作犯罪嫌疑人錯誤拘捕，在全國尚屬首例，由此個案來看我國目前在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執行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先從個案的角度來看，首先是在收集、運用證據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從該案中可以看出，辦案機關沒有按照證據基本屬性來收集、運用證據。公安機關偵查案件，也沒有依法收集、運用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證據。另外，公安機關在收集證據時，沒有嚴格貫徹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和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原則。還有一點在于，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逮捕必須滿足“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條件。盡管作出逮捕決定并不要求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必須依據一定的證據。而在該案中，不僅存在明顯的無罪證據，而且證據之間也有根本性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釋。

　　其次，該事件也反映出我國現行司法體制存在一些問題。依照憲法和法律，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機關、團體和個人干涉。但實踐中，由于檢察機關的人事、經費等受制于地方，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受地方的影響，無法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同時，該案件中的有關部門對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缺乏足夠的關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條的規定，對被拘留、逮捕和執行刑罰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應當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本案中并沒有體現這些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障。

　　由此個案說開，我們也能發現既有的法律制度需要完善之處。

　　首先，我國缺乏對逮捕決定的司法救濟程序。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決定，認為有錯誤的時候，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當事人對于羈押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但對于認為逮捕決定錯誤的，沒有相應的救濟措施。救濟程序的缺乏，使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無法充分陳述意見，案件疑點重重卻被錯誤羈押3個多月。因此，我國修改刑事訴訟法，應當構建逮捕救濟程序，規定當事人對于檢察機關作出的批準逮捕的決定有異議的，可以申請上級檢察機關或者法院進行審查。

　　其次，應當規定程序性違法的制裁措施。在我國，一些偵查機關出于破案壓力，在偵破案件過程中，尤其是對于那些性質惡劣、手段殘忍、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往往會采用刑訊逼供等手段非法獲取證據。而這些非法的證據，通常能夠被檢察機關、人民法院所采納，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甚至定案的根據。因此，為從根本上制止刑訊逼供，防止類似本案情況的發生，立法應當禁止采納通過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對程序性違法活動進行制裁，使得偵查機關失去非法取證的動力。

　　再次，應當落實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合法性的監督權。根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但是，檢察機關在缺乏相應的約束手段的情況下進行的監督顯然是蒼白無力的，無法真正落到實處。因此，立法應當強化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監督權，賦予其一定的約束性手段，如對公安機關拒不糾正偵查違法行為的，檢察機關可以對案件行使偵查權；對于違反偵查的偵查人員提出檢察建議，由偵查機關對其進行懲戒或更換辦案人員等。

　　最后，應當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障。法律上應當強化對未成年人的保障，規定一些特殊的權利保障措施，如訊問時全程錄音、錄像，建立對未成年人羈押的特別救濟程序，在審前階段對未成年人提供律師幫助等。在對未成年人決定羈押時，應當充分考慮逮捕對其學習、工作或者獲得學習、工作機會的影響，以及中斷學習、工作或者喪失學習、工作機會對其以后成長的影響，盡量采取取保候審等羈押的替代性措施。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宋英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