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前的經歷，讓中方不能不對日方的這一承諾打上問號。

　　2004年4月，日本政府曾召開“遺棄化學武器處理對策聯絡調整會議”，決定在2005年3月之前在吉林省哈爾巴嶺建造一個大型的、處理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的設施。哈爾巴嶺位于距敦化40公里的城郊，埋藏的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大約有67萬件。按照日方當時的設想，哈爾巴嶺的大型處理設施將集中銷毀遺棄的化學武器，約90%的化武將在這里焚燒。但時到今日，這些承諾仍然沒有兌現。據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從消息傳出到現在，還是停留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征地、修路等前期準備工作，實質性工作一點也沒有進行。”

　　日方的拖延態度，還體現在遲遲不向中國政府提供遺留化武的清單。劉毅仁表示，在華日遺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遺憾的是，日方卻以種種借口拒不提供有關化武的埋藏資料。有資料證明，自1929年開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產了7000多噸、700多萬發毒氣彈，絕大多數運到了中國。

　　曹志勃認為要從兩個方面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小規模的遺留化武，可能日方也不是很清楚，因為戰爭期間日本各個軍種都各自配備化武，陸軍甚至每個中隊都有化學兵，擁有化學彈，投降時他們就地掩埋，沒有留下檔案，而且現在活著的老兵也不多了，難以統計清楚；但是，大規模化武，如大型倉庫，日方一定知道，也肯定有相關材料，但就是不告訴中方，這令人氣憤。

　　日方為何“犯難”？

　　1997年至1999年，中日兩國談判時，中方要求日方將遺棄在華化學武器運回本國銷毀。日方表示為難，聲稱日本國內法禁止化學武器入境，國民也難以接受，加之遺棄化學武器長年埋在地下和水中，大多嚴重銹蝕變形，有的已出現滲漏，運輸難以確保安全，請求中方允許在中國境內銷毀。

　　曹志勃說：“當年中日談判的時候，外交部、總參堅持的就是一點，把中國發現的日遺化武，運回日本國內，這是我們的一個前提。后來日本政府說做不到，就提出在中國境內銷毀，日本同意拿錢，花錢買一個不運回國內的對等條件。但就是這樣，日本都沒能做到。”

　　劉毅仁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當年因為考慮到運輸安全問題，中國政府才同意在中國境內銷毀。作為受害國，中國冒著人民生命財產和生態環境安全可能受到危害的風險，做出同意在中國境內銷毀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從這一點來講，中方為協助日方銷毀遺棄化學武器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正因如此，中方對日方處理化武的態度表示強烈不滿。

　　有分析認為，日本在化武處理中動作遲緩，是因為它過于注重本國利益。而“本國利益”，首先指向經濟利益。1999年簽署的《備忘錄》規定，處理費用及處理過程中發生的事故全部由日方負責。特別是預定在埋藏著90%化學武器的吉林省哈爾巴嶺進行建設的發掘、回收設施和爆破、燃燒處理設施工程費問題上，日方估算需要超過2000億日元(約為137億元人民幣)的經費。

　　曹志勃說：“這筆費用對日本來說太大。”據記者了解，2002年在黑龍江省孫吳縣的挖掘工作中，日方負擔的經費包括補償休耕等在內，就已經達到5.5億日元(約為0.38億元人民幣)。當年日本與遺棄的化學武器有關的預算總額約為215億日元(約為14.73億元人民幣)，前一年度則為54億日元(約為3.7億元人民幣)。此后，這一數字逐年上升。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日關系史研究員高曉燕說：“在處理化武的問題上，日本的預算比較復雜，立項很麻煩，國會還要辯論。”不過，要是對比一下日本在中國興建京滬高速鐵路一事上的積極態度和動作，可以看出，日本看重的是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卻選擇性地遺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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