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對見到一百萬人和平地站上街頭，以要求陳水扁下臺來表達一種態度，一種價值。人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站出來，不過是讓自己尚未長大的孩子們知道：有些價值，不容犧牲。有些是非，不容模糊。

　　但我更希望見到，陳水扁為了“愛臺灣”，為了社會的和諧以及他自己的歷史名譽，在人們上街之前提出辭呈。

　　然而，如果所謂群眾運動指的是威權時代那種慷慨激昂的、沖破體制的、“人民革命”式的群眾運動來“包圍總統府”或“癱瘓交通”，以“沖突和流血在所不惜”的方式來凸顯所謂“人民力量”，對不起，我反對這樣的“人民力量”。

　　在獨裁體制下，用激烈的群眾運動方式迫使一個領導人下臺，是有絕對正當性的，但是在一個民主機制的設計里，原來就有一個設定：你選出來的領袖很可能是個狂人怪物或騙子，所以若要半途“刪除”他，可以按“罷免”或“彈劾”鍵。如果這個動作失敗，則要“重新激活”，在下一輪選舉時，用選票將他“刪除”，丟進“資源回收筒”。如果“罷免”或“彈劾”的按鍵有問題，那么你就去修理那個按鍵。

　　既然有這個“刪除”和“重新激活”的內在機制和設定，“人民革命”式的群眾運動在民主體制里是沒有一席之地的。

　　所以，關鍵在于，施明德所領導的“百元運動”，究竟是哪一種呢？

　　頭腦清醒的施明德宣稱“非暴力”，明顯是希望進行民主定義下的公民實踐。他以半生牢獄換來一世英名，現在又愿意冒著一世英名被小頭銳面者抹黑玷污的風險，挺身反對從前的同志，不愧是一個公民抵抗的典范。如果是和平、合法的靜坐示威，那一百萬個捐款報名“反扁”和那決心上廣場靜坐的人們，也是公民社會的實踐者。公民社會的實踐者，我們只怕太少，不怕太多。

　　可是，對于這樣的分際拿捏，人民是否秋毫分明？影響民意的意見領袖們，又是否戒慎恐懼？

　　聳動的電視媒體在大肆報導“倒扁”集會的人數如何節節上升時，持續不斷地播放莫斯科廣場坦克車與人群對峙的畫面，看起來竟像在渲染一種“人民革命”的浪漫美感，似乎在暗示人們要有“正義”激情，要有“勇敢”沖動。而同時，呂秀蓮竟然也以莫斯科廣場為例，警告即將進場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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