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6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在天津拉開帷幕。此次天津會議,是為預定于今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會議成果作準備。
按照巴厘路線圖的授權,坎昆會議應該就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轉讓、森林、透明度等問題取得進展。天津會議能否取得進展,對坎昆會議的成果顯然有重要影響。全世界因此對這次會議寄予期待。
然而,氣候談判一如天津近日的天氣,“晴間多云”。
談判貫穿始終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的核心立場一直是淡化、重新解讀或否定這一原則,在否認發達國家繼續率先減排義務的同時,要求發中國家承擔大大超出歷史責任和現實能力的義務,這實際是要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保持并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發展優勢;而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無約束排放溫室氣體,人均歷史累積排放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幾倍甚至幾十倍,且當前人均排放居高不下,應當對氣候變化承擔主要責任。發展中國家只能承擔與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巨大的分歧,導致談判兩年沒有實質性進展。
在要不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核心矛盾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幾個主要問題上存在分歧。
在減排責任分擔上,發達國家強調共同的責任,淡化有區別的責任,要求所有國家都應當采取有意義的行動,甚至對發展中大國提出量化減排要求;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堅決捍衛自己的發展空間和權利,強調不會接受以延續自己的貧困狀態為代價應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必須對其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負責,承諾進一步減排。不同的認知,帶來的是令人尷尬的現實: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承諾的減排目標落空,美國甚至至今不愿承諾與其他發達國家“可比較”的減排目標。天津會議談判的艱難,可想而知。
在援助資金問題上,發達國家一再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但卻是虛多實少。在《哥本哈根協議》中,發達國家承諾,不超過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長期援助資金,并承諾在最近3年每年拿出300億美元快速啟動資金。然而,盡管聯合國官員聲稱“今年已經籌到約280億美元啟動資金”,但據南方中心監測結果顯示,這些資金多的是發達國家將原來的發展援助資金改貼了氣候標簽。30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尚且不能兌現,何談今后每年1000億的資金?天津會議,能不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引人關注。
在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MRV)問題上,發達國家要把核查范圍擴大到發展中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要審核其發展規劃和碳路徑。尤其是傘形集團(即除歐盟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在氣候談判中一直強調這個問題,要求對包括中國、印度、南非在內的國家都MRV——不僅資金援助項目要MRV,而且發展中國家自主減排項目也要MRV。這理所當然地遭到發展中國家的一致反對。盡管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妥協,將“三可”審核改為“國際磋商與分析”,但發達國家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上一再出爾反爾,讓人對天津會議取得成果不敢奢望。
20年來,國際社會一直在尋找公正合理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途徑,并已形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三大成果。盡管氣候談判前路多舛,但地球人都期待,全球國家終將為共同利益而達成一致。李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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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宋亞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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