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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電視劇《施瑯大將軍》，讓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盟再次出現分歧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個悠久而堅固的聯盟，也許會產生一個新的格局，而導火索是最近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施瑯大將軍》。

　　陳明聲言，策劃《施瑯大將軍》的原因，乃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第四代儒生在此展示了堅定的國家主義立場。

　　亞細亞國家主義的歷史邏輯，就是要辨認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正統國家，也就是從夏商周、秦漢魏晉到元明清的王朝譜系。所有被納入這一譜系的先朝，都是正統的政權，應當受到追穰。依據這個邏輯，傳統國家(前朝)對國土和人民的維系(擴張或失落)狀況，就成為政治評判的基本尺度。國家主義為此制訂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衛和擴展疆域的就是“國家英雄”，反之就是“國家罪人”。

　　但國家主義也會面臨種族問題的嚴重困擾，即如何區分入侵異族和本土國家政權。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占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而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即合法的統治者，從此后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

　　這個從“他者”向“自者”轉換的過程，國家主義者通常譽之為“民族融合”，因為它符合國家主義的空間信念：盡其可能地征服更為廣闊的土地和獲取大數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劉徹和康熙，都曾受到國家主義者的熱烈謳歌；而那些丟失土地的皇帝，則成為無情嘲弄和抨擊的丑角。國家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賣國賊”，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愛國主義者”。

　　但國家主義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據的是國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學邏輯，而第二定律卻把政治權力接管(確立新國號和權力合法化)作為道德轉換的分界線，據此分辨愛國和叛國——這不過是新儒生玩弄的實用主義權力游戲而已，它完全背離了有關的國家正義原則(侵略和被侵略、占領和被占領、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識。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族主義的歷史邏輯。民族主義只有一條定律，那就是確認漢人作為統治者的惟一正統地位，而指認所有異族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

　　在民族主義的視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轉換為“自者”。“他者”永遠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權力，它仍然是可恥的入侵者，必須給予堅決反抗和推翻。民族主義者是漢種族的強硬衛士，堅定地捍衛著漢族在東亞地區的支配地位，并且把這種種族純粹性當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漢奸”，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民族英雄”。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土想象邊界是截然不同的。盡管國家主義的第一定律完全符合民族主義定律，但它的第二定律卻與之發生了激烈沖突。屈原、岳飛和史可法等人，其抗爭行為發生在政治分界線之前，所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分歧，但鄭成功的抗爭行為卻發生于分界線之后，也就是發生在滿族人建立清帝國之后，所以，對于鄭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國家主義和漢民族主義必定出現嚴重分歧。

　　上述分歧曾經長期處于模糊狀態。但目前熱播的電視劇《施瑯大將軍》卻將這種爭論推向前臺。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國家主義，痛斥民族主義者是“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而閩籍教授和民族主義網民則聯合起來，憤怒聲討國家主義者是“漢奸”。

　　在臺灣島，早期大陸移民大多是鄭成功及其部屬的后裔，他們對鄭氏和漢族祖先的緬懷，無疑是支撐其身份認同的精神支柱。對鄭氏叛將施瑯的道德平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鄭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會對海外民族主義者的核心價值有所沖擊。第四代儒生發動的政治探險，正在面臨嚴峻的歷史考驗。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