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收入近10萬元、并擁有兩套房產的、曾被眾人羨慕的家庭，因妻子患病住院而幾乎耗掉家中全部財產。如今，妻子病逝，房屋一套變賣、一套出租，丈夫心灰意冷辭去社會上各種兼職一人借宿于其姐姐家中。一個中等收入家庭因病返貧跌入社會底層，不僅折射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脆弱，也意味著中國目前尚缺乏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政策土壤。
因病返貧，從“中層”重回“底層”
成都市錦江區洞青樹社區的老李，今年48歲，目前在成都市一家自行車修配儀廠工作，月薪僅400余元。
據老李介紹，1975年從部隊退伍之后，他就在該廠上班。為了改變命運，1984年，他曾經停薪留職從該廠出來單干。剛開始是做點小百貨生意，后來就和老婆一起在社會上四處兼職。
老李告訴記者，1998年至2001年是他們創業的黃金時期，平均每個月收入8000元左右，不僅置辦了兩套房產，還有近30萬元的銀行存款。由于老李妻子身體不好，兩人一直沒有要孩子，家庭經濟壓力不大，因此夫妻倆當時的想法是再辛苦幾年，就可以辭去各種兼職，在家做點小生意，再買輛車頤養天年。
然而老李這個美夢沒有實現。2001年，老李妻子被檢查出身患癌癥，之后老李夫妻多年來辛苦掙來的財富如流水一樣迅速流走。
老李說，從2001年妻子被檢查確診到2003年去世，共花了40多萬元，不僅用光了所有積蓄，還被迫賣了一套房產。
如今，老李的年齡大了，無力也無心再像當年那樣去拼命賺錢，于是回到原先那個自行車修配儀廠繼續當個小工賺點小錢，為補貼家用他不得不將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
當初離開工廠玩命賺錢為的就是發家致富，而現在，老李卻還是戲劇性地回到了起點。
人數少、抗風險能力低，中產階層還很脆弱
在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常常被簡稱為中產階層。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胡光偉評價說，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已經在中國培育出一個“在社會事務中，經濟和身份上都屬于中等階層的社會群體”即中產階層，這一階層的壯大和穩定是現代社會結構形成的一個標志，但老李家庭因病返貧現象正說明中國的中產階層還相當脆弱。
據四川省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關于中產階層的專項調查和推算，2005年，四川省中產階層家庭比例不到12%。若僅以成都、重慶和西安三個城市化率最高的西部城市核心區調查數據來看，中產階層不超過30%，這與中產階層占據大多數的現代社會結構還相差甚遠。
中產階層比例較小，遠遠沒有形成一個穩定而龐大的社會群體。與此同時，由于教育、醫療、住房等剛性支出較快增長，部分中產階層抗御風險能力變弱，出現不同程度向下流動苗頭。特別是醫療、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又將成本大量轉嫁至每一個社會成員身上，出現低收入群體無力承擔、中等收入群體難以承擔的現象。
統計顯示，教育費用、醫療保健與住房改善等剛性支出大幅度增長，2005年1至9月份，這三項消費支出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1.8%、21.1%和20.3%。對這些支出的增長，社會各階層承受能力迥異。以教育支出為例，2005年1至9月份，西安市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為1000余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而據統計部門推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不低于800元，該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為13%，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多。
壯大中產階層關鍵在制度
中產階層對于穩定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構建和諧社會，需特別注重培育中國社會的中產階層。陜西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石英認為，中產階層占據社會主體，是現代社會走向穩定的重要結構性原因。
石英認為，壯大中國中產階層的關鍵不在于民眾的知識教育水平、個人能力以及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其中，合理的稅收制度作用十分顯著。
稅收制度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因此應加強稅收制度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導向作用。資料表明，一些國家在征收個人所得稅前后，其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有明顯的變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征收個人所得稅之前從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個人所得稅之后卻從0.372下降至0.359。另外，目前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更多地體現為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有限。對不動產、金融資產收益以及財產的繼承與贈予，要通過合理設置稅種稅率，如征收房產稅、利息稅以及遺產與贈予稅等稅種來進行調節。
中國目前一些大的行業如石油生產、郵電通訊、交通運輸、金融保險等行業缺乏競爭，壟斷現象還依然存在，他們獲取的“壟斷利潤”打亂了社會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因此，國家應制定《反壟斷法》，清除市場準入壁壘，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應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勞動、財政、統計等有關部門應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監測，定期發布行業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導企業與國內外同行業人工成本比較，合理確定壟斷行業的職工收入水平。
(來源：經濟參考報，作者：侯大偉、黃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