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年后，他又來了，來到念舊的中國。此時的他既不是抒情男高音也不是戲劇男高音，只是給光陰和心愿一次回放的機會

　　文/陳寶宏

　　帕瓦羅蒂(PAVAROTTI)，之于中國樂迷，是一種音樂，是一塊上帝親吻過的優質肌肉(也叫聲帶)，更是一個符號，一種文化，是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1986年，帕瓦羅蒂作為一個意大利歌劇演員，男高音歌唱家來到北京，演出了歌劇《波西米亞人》(LA BOHEME)，那時他是嚴肅的、西洋的，他成了古典的西方音樂文化的傳教士。

　　80年代的北京，二環內外的四合院多數仍然有被保存下來的機會，住在那里的人們也還有份聽歌劇聽美聲的心情。天橋劇場有點像米蘭的斯卡拉(LA SCALA)歌劇院，古樸中的歷史感讓人想到歌唱。

　　1986的中國，四處彌漫著理想主義。嚴肅的、崇高的西方思想哲學及古典音樂被如饑似渴的中國大齡有為青年所崇拜，那時的中國對于西方文化的接納范疇不超過貝多芬的時代。這時，帕瓦羅蒂來了。他帶來了很多，但被中國社會真正接納的只有象征著健康、革命的“太陽”。有多少被耽誤了青春音樂夢想的老三屆們，拿著帕瓦羅蒂親手簽名的節目單，熱淚盈眶。《我的太陽》既是夢想象征也是無數遺憾的長嘆!這其實與音樂無關，與高音C無關。它就像北京第一家意大利PIZZA店開張所引起的轟動一樣。

　　那個年代的西方正在流行現代實驗音樂、搖滾樂、黑人和拉丁，日本和臺灣地區是嚴肅音樂，流行音樂早已從保守權威學院的專制中完成了多元化的突圍。在這樣的背景下，帕瓦羅蒂只是一個能唱很高的高音C的男人。既不具實驗性也不具開創性。

　　到了90年代，帕瓦羅蒂和流行、搖滾音樂家合作了多場演出。是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巨星的聯合商業演出。中國的評論說此舉有利于古典音樂的普及。

　　20年后，帕瓦羅蒂又回到了中國，那些當年的中國觀眾大多已兩鬢斑白。20年前，帕瓦羅蒂的演出更像是布道，他就是傳教士；20年后，他的現場則更像純粹的演出了。

　　12月10日，帕瓦羅蒂的演出從嚴肅的天橋劇場移到了首都體育館。晚上近8:00，大幕拉開，氣氛凝重得有點壓抑，像是一個告別的儀式，帕瓦羅蒂的聲音在試探中東張西望。他的聲音像那個我在米蘭烈日下拿著的很貴的蛋筒冰激凌，頂尖雖然已經融化得面目全非，但中段依然沁人心脾，最下面卻早已被手攥出了汗。不過，從冰激凌機中出來的美好也只是一坨一坨的，像是丹田最后的噴涌。而在這美好的甜點周圍充滿了咀嚼聲和腸胃的隨機反應。

　　現場的中國觀眾打著手機，吃著爆米花，拿望遠鏡看帕瓦羅蒂的演出。休息廳就像小吃地攤一樣熱鬧。觀眾們曾在這個體育館見證了來自大陸、港臺、韓國日本及歐美的眾多歌星，他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高音C。今天人們對太陽的崇拜已經變成了對月亮、星星、玉米和涼粉的追逐……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覺得帕瓦羅蒂更可愛，更具有人性。

　　帕瓦羅蒂的音色很美，但只是眾多聲音色彩中的一種。在今天看來，以男人能唱高音C的聲音品質，來評價男高音天然的歌喉，并不成為評判歌手高下的標準。中國的京劇大師們，他們早就超越了生理性別的局限。

　　而這幾年中國人開始迷戀著古老的蒙古TUVA(土瓦)的呼麥音樂——一種發音更加神奇的，可以同時發出多個聲部的歌唱方法；更年輕的樂迷則喜歡所謂骨感的藝術，喜歡迷幻、頹廢和死亡。中國已和世界接軌，包括可口可樂罐上的百老匯音樂劇。可帕瓦羅蒂卻仍老調重彈。

　　20年前，帕瓦羅蒂帶著光環來到中國，健康而強壯，卻離我們很遠，我們甚至沒有想到他的肉體會有溫度。20年后的今天，他又來了，來到念舊的中國，怎不被噓寒問暖？此時的他既不是抒情男高音也不是戲劇男高音，只是給光陰和心愿一次回放的機會。

　　符號不會受潮，但會被誤讀。帕瓦羅蒂北京演唱會2600元的看臺票賣到1000元以下，和紐約的票價持平。

　　而這個時候的帕瓦羅蒂，更多成為了人們懷念過去那個時代的物證。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為畫家、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