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商務部網站發布通知，對出口退稅政策作出調整：把中央與地方出口退稅分擔的比例從目前的75∶25調整為92.5∶7.5，新的分擔比例自2005年1月1日起執行。眾多專家認為，此舉將大大減輕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從而進一步促進出口。

　　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有著深刻研究的中國銀行王元龍博士對此表示，這種以出口創匯為主導的“重商主義”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急劇擴大，對人民幣匯率穩定和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是時候徹底摒棄片面的“重商主義”思想觀念了！

　　王元龍說，眾所周知，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隨著中國與美國貿易不平衡的擴大，宏觀經濟摩擦成為中美經濟摩擦新焦點，中美貿易摩擦與貿易爭端不斷升級。至2005年上半年，美方劍拔弩張，要求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言論甚囂塵上：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由參議員舒默提出的一項提議中(即《舒默修正案》)聲稱，如果中國不實行人民幣升值到市場水平，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一律實行27.5%的進口稅。與此同時，美眾議院又附和參議院，提出了《中國貨幣法案》，該法案指出，外國政府低估本國貨幣，構成違禁出口補貼，屬“操縱匯率，以上等等表明中美宏觀經濟摩擦與貿易爭端不斷升級，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當前中美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319.8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1249.5億美元，同比增長35%，占中國當年出口總額5933.7億美元的21.1%。中美貿易順差就接近50%左右。

　　部分美國人因此得出結論：稱中國的匯率政策人為地提高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價格，進而擴大了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增加了美國的失業，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傷害。因此只要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甚至美國國內所面臨的各類經濟矛盾，就會得到解決。

　　王元龍由此指出，人民幣匯率之爭其實質是貿易問題之爭，因此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對中國的貿易政策與戰略必須進行調整。

　　他說，從貿易政策來看，長期以來中國奉行的是以“出口創匯為基本原則的傳統貿易戰略。為了擴大出口創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如為出口企業提供優惠貸款、貼息、出口補貼、退稅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得中國外貿出口連續20多年保持高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增長。然而這種具有強烈“重商主義色彩的貿易增長方式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避免：首先，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扭曲了國內經濟的資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特別是出口退稅已經為中國外貿發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和代價。其次，持續的貿易順差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急劇擴大，對人民幣的匯率穩定和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而貿易摩擦增多則是中國傳統貿易戰略的必然結果。

　　此外，中國雖已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但外貿發展還十分脆弱，其脆弱性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高度集中在歐盟、美國和日本三個傳統市場，二是嚴重依賴外商投資企業，第三是盲目進行數量擴展，最后是過分依賴于加工貿易。

　　王元龍認為，要解決中國外貿發展的脆弱性問題、破解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難題，需要對中國的外貿發展戰略和現行外貿政策進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因此，必須徹底改變傳統的以出口創匯為首要目標的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必須徹底摒棄“重商主義的片面追求增加貿易順差的思想觀念，實現進出口貿易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拋棄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結構的慣性思維，調整和提升出口產品結構；加快實現出口“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轉變，使對外貿易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和國際競爭力提升轉變；提高加工貿易料件的本地化率以延長加工貿易在中國國內的價值鏈；注重外貿政策與外資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記者 徐思佳)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