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4日電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1986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逐步走向深入之時，中央黨校的年輕學者韓康與幾個同仁一道，完成國務院民政機構委托的課題“中國市場經濟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設計”，在國內首次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改革理念。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的效率能量得到了空前巨大的釋放。

　　20年過去了，當年的年輕學者韓康如今已是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2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蓄積的各種社會深層矛盾，近年開始激化、呈現。很多社會矛盾都指向“社會公平”的問題。對此，韓康今日又是如何思考的呢？香港大公報今天刊登對韓康的采訪文章，給出了回答。

　　“現在經常會有記者問我，你是不是覺得當時這個思路提錯了。我認為不是。”韓康接受大公報記者的采訪時，從容地回顧了當年的想法。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提出并論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問題，主要是想從經濟哲學的角度，對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思維的效率與公平觀念，進行一點比較強烈的沖擊，藉以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打開一個新的思維領域。這種觀點，實際上也符合鄧小平先生提出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思想，即首先通過效率機制把社會財富的總量做大，然后才可能更好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因為說到底，不講效率優先的公平最終只能是窮人的公平、貧困的公平和落后的公平，這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沉痛歷史教訓之一。”

　　貧富差距 超逾警戒線

　　但是，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后，今日中國的國情已與當年大為不同。中國社會財富的總量已經相當之大，GDP位列世界第六。與此同時，財富分配不均、社會兩極分化現象之嚴重也開始令社會感到不安。

　　所有學者都認同，中國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已擴大至0.458。中國是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顯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絕大部分聚集在少數人手里。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財政部官員曾透露，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里。這些都顯示出中國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統計局的報告并預言，貧富差距在未來十年還將進一步擴大。

　　韓康說：“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這位當年力倡“效率優先”的學者承認，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支付了兩大成本，一個是生態環境過度耗費，一個就是社會公平方面問題多多。現在到了要為這兩大成本買單的時候了，否則將難以持續協調的增長、發展。“社會公平”方面積累的許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解決，而必須依靠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必須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必須由生產建設型政府轉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型政府的軌道上來。本屆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就是清醒的看到了這一問題，而提出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

　　韓康指出：“關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為優先、孰為兼顧的問題了，應該是兩者并重、相互兼容、統籌發展。”

　　韓康說，政府職能是公共服務，在西方社會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在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思維中，政府的主要職能被定位為經濟建設，直接從事經濟生產和創造產值。過去提的口號都是“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提出政府應轉向從事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不再直接參與市場交易活動，這是執政黨執政方式的一個重要轉變。

　　重新定位 　超越GDP

　　對于這一轉變，政府內部有很大阻力。很多地方政府的基本觀念沒有轉變，仍然認為政府就應該抓生產建設，政績是通過GDP增長體現的，因此片面追求產值，通過信貸來興建項目，這也是2003年以來宏觀經濟過熱的一個原因。

　　“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命題，就是要對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基本的職能重新定位，從生產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應該從直接干預經濟運行、追求GDP，轉向通過完善市場規則、經濟運行環境，加強監督等手段來規范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將政府主業轉向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發展教育，保護環境，管理社會事務。政府應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而不是直接參與資源配置，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后知后覺 社會成本高

　　另外，推動依法行政也是本屆政府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去年七月中國實施了《行政許可法》，限制政府權力，推動“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廢止和規范了政府的行政審批行為，推動“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

　　近年，在新聞媒體的聚焦燈下，許多社會不公正和社會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最明顯的是一再出現的群體事件。

　　韓康深有所感地指出：“社會利益的矛盾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現在很多地方爆發出來，這是本屆政府上臺的時候所面臨的一個很大的背景。

　　前幾屆政府，社會矛盾也很多，貧富差距、分配不公、地區不平衡等等，但被經濟的高速增長相對掩蓋了，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沒有爆發。而過去這種的隱形矛盾現在開始顯形化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群體事件。本屆政府面臨的重任，既要高速持續地發展，又要把過去被經濟高速增長掩蓋的矛盾處理好。”

　　他說，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社會發展的正面的東西往往被有意放大，比如與官員政績有關系的產值、外資額、收入等等，通過媒體等各種途徑被放大。同時，社會問題信號容易被減弱，一些問題被有意地掩蓋。這使得中央政府較難敏感地察覺到現行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直到爆炸性的事件、群體事件發生，深層次的問題才爆發出來。

　　“比如收容制度的廢止，這樣大的一個政策調整，居然是通過死了一個孫志剛換來的。為什么之前沒有人關注？就是因為地方政府都在追求GDP的思想引導下，都去跑項目去了，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就沒有跟上。反而等問題暴露了、矛盾擴大了，才對舊有的不合理政策做調整。在這種逆向引導的工作思維下，社會容易動蕩，要支付的社會成本很高。”

　　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意味著執政黨開始正視社會問題，直面現實中的不和諧因素。面對社會矛盾，政府會從自身找問題，從機制和體制上找問題。這種正向地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才有可能真正從根源上化解矛盾，而不是等矛盾爆發后才補救。

　　韓康認為，中國解決信訪問題所付出的經濟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在西方國家，發生大的社會群體事件，政府會與相關的社會組織進行對話，而不是直接與個別人接觸。因此他提出，要化解社會矛盾，就需要把無序的社會行為組織起來。

　　化解無序 筑意見渠道

　　“信訪問題是無窮無盡的，但目前中國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組織。中央政府的信訪部門直接面對單個信訪者，全國有13億人，單純靠政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對話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不可能的。”

　　韓康指出，政府包攬一切，這是中國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觀念的流弊。政府應引導和支持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這是節約社會成本的需要，也可以搭建起解決矛盾的更有效的渠道。

　　他認為，可以也應該充分運用原有的社會組織，比如說現在工會要改革，就要增加維權職能，維護工人的權益，這是工會本來就應該負有的責任。(蔣兆勇、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