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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港府的構想，必須防患未然，早為之計地處理跨代貧窮問題，否則一代接著一代地窮下去，將構成社會的長期包袱。所以，扶貧計劃將令到零歲至二十四歲的貧困人士均有所照顧，其中零歲至五歲的貧童更是照顧的重點，務必令他們不會因為父母貧窮而無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照顧，以致日后失去競爭力。

　　我們認為，這個思路是對頭的。不過，遠水不能救近火，要做好防范跨代貧窮的工作，眼前的貧窮問題更加迫切需要解決。今天的失業率仍然高企于百分之六點七，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而且每日還有大約一百五十名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其中不少是生產力較弱而需要照顧的。所以，扶貧工作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事實上亦不應由政府包辦扶貧工作。

　　政府已表明，扶貧并不等如派錢，政府不能為扶貧的工作包底。按目前的情況而言，除了政府要悉力以赴之外，還必須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

　　一是以工商界為首的社會力量。工商界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利潤，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外人不宜對他們的成就患上“紅眼癥”，香港社會亦不應有仇富心態。但是，工商界取于社會，有些更得到驚人的超額回報，他們理所當然應該多點回饋社會。

　　政府可以協調工商界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例如鼓勵工商界成立不同的社會基金，并透過這些基金資助社會福利。工商界作出捐獻有助改善社會形象，同時也得到宣傳效益，窮人得到幫助，社會減少分化，絕對是多贏結局。

　　政府還可以鼓勵他們以物資捐助。例如計算機商捐出計算機設備，其生產成本并不高，但在市場上的作價卻可以升值多倍，以此作價為捐助額度，計算機商可謂本小利(宣傳效果)大。

　　另一個必須調動的積極性，就是貧困人士的自救本能。香港經過了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繁榮穩定，在某程度上已出現了耽于逸樂和依賴的風氣。新一代不單進取動力減弱，承受挫折能力也不斷下降，遇到挫折時未能應付，甚至不敢面對，變得自暴自棄，情緒低落，怨天尤人，毫無信心。這種氣氛不斷蔓延，引致整個社會士氣不足。所以，必須設法重燃市民的希望，強化積極的精神支柱。

　　記得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香港的生活水平遠遠不及今天，但當時人們的精神面貌反而不錯，窮而有節，困而有勁，各有奔頭。究其原因，皆因當時的社會有較多的上升機會，人們相信只要肯捱肯干，總有出頭之日，大家愿意一起創造經濟轉型的條件。但今天社會發展至今，已到一個頗高的臺階，上升機會減少，要作另一次經濟轉型并不容易，必須加倍努力探索。

　　且看隔鄰的澳門，回歸前的困難情況比香港更甚，葡國政府幾乎一分錢也沒有留下，而失業率更達百分之七。如今，澳門去年的經濟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失業率已下降至百分之四左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人如能重拾信心，肯定可以闖過難關。（摘自香港成報1月14日社評）